借 条 陷 阱 知 多 少

韩德金 孙爱华 　　


借条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借款书面凭证。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使用过借条。但是，朋友们是否知道，借条也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见钱眼开的人，用来作为欺诈钱财的手段，从而使你遭受救济损失。以下是笔者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总结的常见借条陷阱类型：

一、是己借款，非己写条。

案例：王某向张某借款10000元。在张某要求王某书写借条时，王某称到外面找纸和笔写借条，离开现场，不久返回，将借条交给张，张看借条数额无误，便将10000元交给王。后张向王索款时，王不认帐。张无奈起诉法院，经法院委托有关部门鉴定笔迹，确认借条不是王所写。故法院驳回了张的诉讼请求。后该案经张某申诉到检察机关要求抗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后，认为有必要由公安机关侦查。后经侦查，王承认借款属实，借条是其找别人仿照自己笔迹所写。

二、利用歧义。

案例1：里某借武某50000元，为武某出具借条一份。两个月后里某归还5000元，遂要求武某把原借条撕毁，其重新为武某出具借条一份：“里某借武某现金50000元，现还欠款5000元”。这里的“还”字既可以理解为“归还”，又可以解释为“尚欠”。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武某不能举出其他证据证实里某仍欠其45000元，因而其权利不会得到保护。

案例2：张某向王某借现金3000元，向王某出具借条一张：“借到张某现金3000元，2002年8月17日”。后王某持该借条向人民法院起诉，张某当庭辩称此借条证实王某借其款3000元，要求王某归还现金3000元。后经证实，张某在书写欠条时，把本应写在现金3000元后的借款人名字故意写在“借到”二字后面的空格处，致使欠条出现歧义，以达到不还借款的目的。

三、以“收”代“借”。

案例：李某向孙某借款7000元，为孙某出具条据一张：“收条，今收到孙某7000元”。孙某在向法院起诉后，李某在答辩时称，为孙某所打收条是孙某欠其7000元，由于孙给其写的借据丢失，因此为孙某搭写收条。类似的还有，“凭条，今收到某某元”。

四、财物不分。

案例：郑某给钱某代销芝麻油，在出具借据时，郑某写道：今欠钱某芝麻油毛重800元。这种偷“斤”换元的做法，使价值相差10倍有余。

五、自书借条。

案例：丁某向周某借款12000元，周某自己将借条写好，丁某看借款金额无误，遂在借条上签了名字。后周某持丁某所签名欠条起诉丁某归还借款120000元。丁某欲辩无言。后查明，周某在12000后面留了适当空隙，在丁某签名后便在后加了“0”。

六、两用借条。

案例:刘某向陈某借款18000元。出具借据一张：“借到现金18000元，刘某”。后刘某归还该款，陈某以借据丢失为由，为刘某出具收条一份。后第三人许某持刘某借条起诉要求偿还18000元。

七、写条不写息。

案例：李某与孙某商量借款10000元，约定利息为年息2％。在出具借据时李某写到：今借到孙某现金10000元。孙某考虑双方都是熟人，也没有坚持要求把利息写到借据上。后孙某以李某出具的借条起诉要求还本付息，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驳回了孙某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

以上是常见的几种搭写借条的欺诈手法，还有两个与出借款物有关的问题需要引起朋友们注意，一是借款时如果明知对方将用于非法活动，不要借款给对方。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该借款不受法律保护。在对方不还钱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予以保护。二是对约定有还款期限的借条，要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后两年内主张权利即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如果借款人在借款到期两年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却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情形的，就会丧丧失胜诉权。



韩德金



回避是方法　公平是核心

作者：谷辽海
来源于：中国财经报 2006-06-14 08: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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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是指采购人或其从业人员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谋取自身利益，与自己所控制或支配的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委托代理合同），进行交易的行为。这种利用公共资源与自己进行交易的活动非常具有隐蔽性，极易导致商业贿赂，且严重践踏了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为此，本文拟通过一个实际案例的剖析，希望立法机关和管理部门禁止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关联交易。
2006年1月，某省教育厅离退人员所办理的招标公司受该省电化教育馆的委托，对该省农村远程教育设备的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同年2月15日开标，经过政府采购专家评审，采购人所属的电化教育发展公司中标，另外9家投标供应商全部落标。其中，排列第二的预中标供应商在质疑期限内，向招标公司提出了质疑。
质疑的主要理由为：本次采购项目的采购人系省教育厅直属单位，中标供应商是采购人出资设立的公司，且中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是采购人的副馆长。即：采购人是中标供应商的股东，中标人的利益最终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共同分享。由于采购人是中标人的股东，电化教育发展公司参与投标就是股东意志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中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体现的是采购人的股东意志，不需谈判就达成了一致；由于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的特殊关系，开标前，中标供应商必然了解本次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因此，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本项目中不具备投标资格，应该执行回避。
招标公司对质疑函进行答复时认为，依据《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法律规定的回避人员是指自然人而非法人，本次采购活动中，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曾有采购人的技术人员，已经执行了回避制度。但是，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人之间回避事由。本次公开招标代理的采购项目，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且都是独立的法人，不存在回避的问题。因此，供应商的质疑理由不能成立。对此，质疑供应商继续进行投诉。很遗憾的是，主管机关的最终处理结果与招标公司的答复内容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公平竞争是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为体现这一原则，《政府采购法》分别规定了强制回避、公开招标等体现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由于现行法律制度存在严重冲突和缺陷，如果我们仅仅从法条字面上来理解，那么招标公司和主管部门的答复很难说是错误的。
但我国建立回避制度的立法宗旨就是要体现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保证所有的投标供应商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前述案件中的中标供应商由于与采购人存在利益关联，两者之间虽然是不同的主体，但存在着直接利害关系。如果中标供应商在投标时不执行回避制度，那么对于所有参加投标的其他供应商来说，都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对于质疑、投诉供应商的理由，我们不能仅仅从《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内容来分析，而需要结合立法宗旨和建立回避制度的原因等方面因素，结合公平竞争的其他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确定中标供应商是否应该回避。倘若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显然有悖于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作者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