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浅析

张安腾*


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这一规定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个新突破，理论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标志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印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起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从而基本结束了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我国理论界对第120条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以该《解答》的公布为标志，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和关注也从该不该赔偿转至如何赔偿的课题上来。目前，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已经进行了许多探讨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客观地讲，我们对精神损害问题的研究迄今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对精神损害的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仍较为混乱。本文拟着重探讨有关精神损害的若干基本问题，以求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本文认为，所谓精神损害，应是指民事主体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属非财产损害的一种。非财产损害，广义而言，是指不法侵害权利人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等造成的非物质利益及人身利益上的损失。1从损害的表现形式来看，非财产损害可以分为外在的非财产损害和内在的非财产损害。前者指权利人的各种具体人身权益遭受侵害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客观损失，如名誉下降；后者指权利人的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而造成原有正常心理、生理活动的反常、破坏或丧失，相对于受害人的内心感觉而言，可能是生理上的肉体痛苦，又可能是心理上的精神痛苦。外在的非财产损害的客体包括自然人的和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体的社会形态（即其进行社会活动中和其他主体发生联系时所发生的，在法律上表现为姓名、名称、荣誉、肖像等各种社会表现形式）。内在的非财产损害的客体仅指自然人的心理状态，即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而构成的，它包括自然人的意志决定、表达的自由、思维合乎规律、情绪的安定、感情的稳定。上述损害亦即精神损害的表现形式。所以，精神损害的客体即精神利益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形态，它是外在的；二是心理状态，它是内在的。两者都是一种肯定性评价。
在分析精神利益这一概念时，不少学者均把它和精神痛苦并列起来进行研究。如有的学者认为“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2本文认为，精神痛苦实质上也是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在形式逻辑上是属种关系。上述观点将其并列言之，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客观上依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不同，可将精神损害分为精神产生痛苦和精神不产生痛苦两种类型。精神痛苦只适用于自然人，因为产生精神痛苦的生理基础是其他民事主体不可能具备的。精神痛苦是自然人精神上的快乐、满足、安全、平衡等遭到破坏、损害而引起与之相对立的不适感。精神痛苦产生于两个来源：一是对自然人物质性权利的侵害而间接引起其精神痛苦。这里的物质性权利包括自然人的物质性人格权（即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和自然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对于侵害公民的物质性人格权是否要承担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给付安抚金的形式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3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必然会导致受害人乃至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这一点也可由现代医学的研究中得到证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Holmes教授在其编制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RRS）中，将每一事件按其应激（指人与环境交互作用导致个体察觉到不平衡时引起的状况）的严重程度规定了标准分值，称为生活变动单位（LCU—LIFE CHANGE UNITS）。他认为若LCU累计超过200单位，则近期发生身心疾病的机率就很高。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又：配偶死亡（100LCU）、其他家庭成员死亡（63LCU）、外伤或疾病（53LCU）、家庭成员患病（44LCU）、好友死亡（37LCU）等项。4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本文认为这一定量表对法学理论上抚慰金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在物质性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往往要比其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侵害所受到的精神损害要大得多，对此如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有违法律全面保护人身权的宗旨。对于侵犯自然人的财产权利是否会引起精神损害，我国《民法通则》未作出规定。综合各学者观点，较一致的意见是对心爱之物被损毁因而精神痛苦的，除财产损害赔偿的，可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其所损害的财产负载了较为厚重的情感价值，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财产所有人的精神痛苦。这一点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也得到了支持。5还有个别学者认为，侵害财产权行为中的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个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体的财物也会引起精神损害。6对此，本文也持肯定观点，因为该行为一般都会导致受害者社会形态的不良变化（例如名誉的下降）。
二是对自然人精神性权利的侵害而直接引起其精神痛苦。精神性权利包括自然人的身份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依通说，自然人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信用权、隐私权、贞操权、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主权、一般人格权。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监护权、著作人身权。对于荣誉权属何种性质争议最大，一般认为应属于人格权。7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只规定公民的四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侵犯其他的人身权也会引起精神损害，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只是因为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起的，而不意味着不应予以保护。本文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今后的立法中应扩大到全部人身权。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是法律发展所必需的。
而精神上不产生痛苦的精神损害，主要是针对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体而言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自然人也会存在这一情况。故其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他人侵犯法人、非法人组织体的相关人身权造成法人、非法人组织体的社会肯定性评价即社会形态的降低。二是因他人的侵权行为侵犯了自然人的精神利益，但由于受害人的特殊原因（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侵权行为自身的特点（如一部分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而未引起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本文认为，后一种情况也应视为产生了精神损害，因为它也造成了受害人社会形态的降低。学者间有认为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已脱离主观损害而客观化了。8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
1 关今华著：《精神损害的认定与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29页。
2 王利明、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365页。
3 李仁玉著：《比较侵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345页。
4 杨菊贤、张锡明著：《实用身心疾病学》，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31页。
5《人民法院案例选》1993年第3期，艾洁民诉青山殡仪馆丢失寄存的骨灰损害赔偿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1995年第1期，肖青、刘华伟诉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活动照胶卷赔偿纠纷案。转引自周志刚：《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载于《当前民事经济审判疑难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645页。
6 李仁玉著：《比较侵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107页。
7周志刚：《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载于《当前民事经济审判疑难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631页。
8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77页。



从优待警，看上去很美
——监狱警察权利琐谈之一
张 晶

近几年，因为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特别关注罪犯权利，对监狱警察的权利关注明显不够，我甚至由于提出了“囚权主义”的主张，引起了监狱警察同行的误解。一些同行认为，我没有把警察的权利放到应有的位置；还有的认为，我刻意研究囚权，而漠视警权；更有一些熟悉的警察朋友，建议我进一步关注警察权利。
其实，我在研究囚权之初，就十分关注警权的问题，甚至，还专门就年轻警察的权利问题像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案。只是由于积累不够，精力不够和思考不够，而把警权问题，暂时搁置在了一边：继续思考、继续探究。应该说，这次对警察权利的研究，契机缘自于司法部《犯罪与改造研究》杂志社的“黄丝带项目”，把本人的课题“监狱的权利视角”列为了“一级课题”，给予经费、更是关于给予了精神的鼓励，所以，使得本来还要推迟的研究提前启动。
仔细分析和反思，近些年的对警察权利的研究情形和一些人对我研究的误解，盖因我的研究，一是，单纯的关注了监狱警察的对立面，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囚权，所以，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冷落警权（当然，二者是不矛盾的，问题在于，一些警察及其警察的领导者对这个问题的对立化）。二是，我的研究本身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使然（尽管，在我们当下很大的研究，需要、非常需要“片面的深刻”）。三是，警权问题，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监狱事业的发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发展。在实质上看，警权的问题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从优待警”落实比较好的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发达省份，即使是在欠发达的省区，从优待警的口号也开始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四是，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警察是强势，研究警察权，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即使在监狱理论界，也很少有人涉足警察权的研究，更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警权问题明明有了很好的保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而我们的警察还“不知足”呢？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上述的阐释，我们都把警权简单化了，或者说，我们把警察权力和警察权利混为一谈了。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大连监狱谢红军带给我们的耻辱，邵东监狱带给我们的困惑。
我们在痛定思痛时，我们深知从优待警之痛。
那是前些年的事了：一个省的监狱，无法支付给警察的工资，就发给与工资等量的囚犯养的鸭子；同样，在相距千里之外的另外一个省的监狱，发与工资的办法，竟然如此的相似：等量的茶叶，作为警察的工资。如果，他们把“鸭子”、把“茶叶”卖出去了，警察的工作就有了保障；如果，卖不出，我们的警察的生活就难以为继。
同样是在若干年前，我接待一个来自东北，并且任职于监狱领导岗位的朋友，在闲谈时，他无意之中叹息与无助，让我感叹莫名。
他任职的那个监狱，警察不能按时领到工资，不能报销医药费，不能报销差旅费，甚至还要支付追捕罪犯的差旅费，而不少警察的妻子下岗，并且难以再就业，他们面对孩子上学、医疗等本不应该由他们家庭、个人承付的费用时，他们面临着一个困难和痛苦的抉择：警察妻子为现实所迫、所逼，而走上了“坐台”的辛酸之路。并且，这不是个别现象。
当时，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除了辛酸，还有就是警察的汗颜与无地自容。甚至，即使我写下上述文字时，我还倍感无颜和心中充满义愤。
这难道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应有的处境吗？这难道是“攀登十八盘的勇士”所得到的待遇吗？这难道是“守住火山口”、“看好炸药库”的警察的代价吗……。
也许，我们很容易的给出对策：监狱体制改革到位了，警察的地位就提高了。
其实，问题远没有这么的简单。我清楚地看到，在某省的规范性文件里，这样的要求：凡是监狱发生影响本地区、全省的重大事件的，对监狱一把手和分管改造的领导，罚款1000元——3000元。我们无法对这样的规定给出政治上的批评和指责。但是这样一个严重违法的规定，我们竟然可以让其大行其道，甚至作为经验来推而广之。
也许，我们说，警察的这些权利，随着监狱事业的发展都能从根本上解决。
但，我们同样会招来更让我们倍感困难的问题。
在囚犯权利日益得到保护的同时，警察的权利受到了管理对象——罪犯的挑战。警察的管理权无法行使，教育权无法体现，警察的人格、尊严被贬损的情形时常发生。而警察屈服于上层的管理，逼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
其结果，是警察的心理、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共同构成复合的压力结。
我们说的警察8小时的工资，12小时的工作时间，24小时的工作压力，365天的责任。这是一个严重责权利相背的数学式。它的解，应该是什么呢？除了警察的身心疲惫，还可能有的结局就是英年早逝。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破解这样的谜局：让警察的责权利更加的协调一致，如果责权利无法一致的情况下，让他们减轻压力，让他们能尽可能的休息多一些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警察所需要的哪里是从优待警，而是作为一名警察最基本的生存权和温饱权；所期盼的也是起码的待遇，而不是从优的问题。至于人们为公务员请求的体面的生活，对很多警察来说，那是高不可及的奢望。
当然，在未来，警察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和考验一定是，能力的危机和本领的恐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归结为警察的权利，一定是发展权。
综上所述，警察权利体现为
——经济权利，但绝不仅仅是经济权利。
——休息权。这项权利，目前为监狱机关对警察诸多的政治要求所侵占，如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拼搏精神等。
——学习权。监狱警察，普遍面临着本领恐慌和能力危机，作为监狱机关对警察的继续教育和警察本身的继续学习、终身学习至关重要，但是，学习的问题，常常被警力不足和经费不足所困扰。其实，在当下，更多的是被传统理念所制约，认为，一张文凭管终身的认识在不少的警察乃至于领导层面存在着。
自然也包括——权利维护权（救济权）。
以及其作为警察特定身份对罪犯管理教育的权利。
和监狱警察作为社会重要一员的其他各项权利。如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自由权利、文化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等。
由此，我们很清楚地把握，警察权不是一句简单的“从优待警”的口号，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提高警察待遇的问题，而是从体制、机制到制度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系统工程。
如果说，过去由于监狱工作的经济压力大、工作要求高，我们还无暇、无力顾及，那么，现在则是到了无法再推拖，无法再推后，无法再推卸的时候了，因为，从优待警直接关乎监狱工作的成败。
如果我们一定要模仿当下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对从优待警的认识，那就是：
从优待警是一项政治任务、政治要求；
我们一定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从优待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