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
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09 年 第 1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已于2009年6月22日经第6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李盛霖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船员培训管理，保证船员培训质量，提高船员素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船员培训业务的，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船员培训实行社会化，从事船员培训业务应当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
船员培训管理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船员培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负责统一实施船员培训管理工作。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照各自职责具体负责船员培训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确定船员培训的具体项目，制定相应的培训大纲，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船员培训的种类和项目
第六条 船员培训按照培训内容分为船员基本安全培训、船员适任培训和特殊培训三类。
船员培训按照培训对象分为海船船员培训和内河船舶船员培训两类。
第七条 船员基本安全培训，指船员在上船任职前接受的个人求生技能、消防、基本急救以及个人安全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培训，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海船船员基本安全；
（二）内河船舶船员基本安全。
第八条 船员适任培训，指船员在取得适任证书前接受的使船员适应拟任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包括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和船员专业技能适任培训。
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分为海船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和内河船舶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其中，海船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船长；
（二）轮机长；
（三）大副；
（四）大管轮；
（五）三副；
（六）三管轮；
（七）值班机工；
（八）值班水手；
（九）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操作员；
（十）引航员；
（十一）非自航船舶船员；
（十二）水上飞机驾驶员；
（十三）地效翼船船员；
（十四）游艇驾驶员；
（十五）摩托艇驾驶员。
内河船舶船员岗位适任培训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驾驶岗位；
（二）轮机岗位。
船员专业技能适任培训仅针对海船船员，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精通救生艇筏和救助艇；
（二）精通快速救助艇；
（三）高级消防；
（四）精通急救；
（五）船上医护；
（六）雷达观测与标绘和雷达模拟器；
（七）自动雷达标绘仪；
（八）船舶保安。
第九条 特殊培训，指针对在危险品船、客船、大型船舶等特殊船舶上工作的船员所进行的培训，分为海船船员特殊培训和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其中，海船船员特殊培训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油船安全知识；
（二）油船安全操作；
（三）油船原油洗舱；
（四）化学品船安全知识；
（五）化学品船安全操作；
（六）液化气船安全知识；
（七）液化气船安全操作；
（八）滚装客船；
（九）客船；
（十）大型船舶操纵；
（十一）高速船；
（十二）船舶装载散装固体危险和有害物质作业；
（十三）船舶装载包装危险和有害物质作业；
（十四）驾驶台资源管理。
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包含以下培训项目：
（一）油船；
（二）散装化学品船；
（三）客船；
（四）高速船；
（五）滚装船；
（六）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舶。
第三章 船员培训的许可
第十条 船员培训实行许可制度。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规定，针对不同的船员培训项目，申请并取得特定的船员培训许可，方可开展相应的船员培训业务。
前款培训机构指依法成立的院校、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
任何国家机关以及船员培训和考试的主管部门均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船员培训。
第十一条 培训机构从事海船船员培训业务，根据其开展培训的类别和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许可条件：
（一）有符合本规则附件一规定的船员培训项目要求的场地、设施和设备。
（二）有符合本规则附件二规定的与船员培训项目相适应的教学人员，教学人员总数的80%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组织的考试，并取得相应证明。
（三）有与船员培训项目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1.配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人员、培训发证管理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
2.教学管理人员至少2人，具有航海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其他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熟悉相关法规，熟悉所管理的培训项目；
3.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人员至少1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能够熟练操作所管理的设施、设备。
（四）有健全的船员培训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学员管理制度、教学人员管理制度、培训证明发放制度、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
（五）有健全的安全防护制度，具体包括人身安全防护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等。
（六）有符合交通运输部规定的船员培训质量控制体系。
第十二条 培训机构从事内河船舶船员培训业务，根据其开展培训的类别和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许可条件：
（一）有符合本规则附件三规定的船员培训项目要求的场地、设施和设备。
（二）有符合本规则附件四规定的与船员培训项目相适应的教学人员，教学人员总数的80%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组织的考试，并取得相应证明。
（三）有与船员培训项目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1.配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人员、培训发证管理人员和档案管理人员；
2.教学管理人员至少2人，具有水运类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其他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熟悉相关国内法规，熟悉所管理的培训项目；
3.教学设施设备管理人员至少1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能够熟练操作所管理的设施、设备。
（四）有健全的船员培训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学员管理制度、教学人员管理制度、培训证明发放制度、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五）有健全的安全防护制度，具体包括人身安全防护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等。
（六）有符合交通运输部规定的船员培训质量控制体系。
第十三条 培训机构申请从事船员培训业务，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开展船员培训申请；
（二）培训机构的法人代码证；
（三）培训场地、设施、设备的情况说明；
（四）教学人员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
（五）管理人员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
（六）法规、技术资料的配备情况说明；
（七）船员培训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制度文本；
（八）船员培训质量控制体系文件。
培训机构申请从事海船船员培训业务的，还应当同时将申请材料抄送注册地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
培训机构申请从事内河船舶船员培训业务的，还应当同时将申请材料抄送注册地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
第十四条 船员培训申请的受理工作应当按照《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有关要求办理。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许可证》（以下简称《船员培训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在受理船员培训申请之后，可以委托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对培训机构进行现场核验。
现场核验是对培训机构是否具备许可条件所进行的全面、客观评价。现场核验的工作时间应当计入许可期限。
第十六条 《船员培训许可证》应当载明培训机构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准予开展的船员培训项目、地点、有效期及其他有关事项。
《船员培训许可证》的有效期为5年。
第十七条 《船员培训许可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的，培训机构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增加培训项目的，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规定重新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船员培训许可证》实施中期核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自《船员培训许可证》发证之日起第二周年至第三周年之间对船员培训机构开展中期核查。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在中期核查过程中，可以要求船员培训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船员培训机构符合培训许可条件的说明材料；
（二）开展船员培训活动的情况说明；
（三）其他相关材料。
中期核查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在《船员培训许可证》上进行签注；中期核查不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培训机构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改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依法撤销相应的《船员培训许可证》。
第二十条 船员培训机构应当在《船员培训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30日以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申请办理《船员培训许可证》延续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申请办理《船员培训许可证》延续手续，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船员培训许可证》延续申请；
（二）本规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八）项规定的材料。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办理《船员培训许可证》注销手续：
（一）培训机构自行申请注销的；
（二）法人依法终止的；
（三）《船员培训许可证》被依法撤销或者吊销的。
第四章 船员培训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船员培训许可证》载明的培训项目、地点和海事管理机构确定的培训规模开展船员培训。
船员应当在取得《船员培训许可证》的培训机构，完成规定项目的船员培训。
第二十三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船员培训大纲和水上交通安全、防治船舶污染等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并开展培训。
第二十四条 培训机构所有的培训场地、设施、设备应当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并应当具备足够的备用品，培训的易耗品应当得到及时补充，以保障培训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五条 从事船员培训的教员不得在两个以上的培训机构担任自有教员。
前款所称“自有教员”指与培训机构所订立劳动合同的期限在1年以上的教员。
第二十六条 船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任用从事培训任务的教员，并将其自有教员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定期将符合规定要求的教员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培训机构应当将《船员培训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其培训项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师资等情况。
培训机构不得采取欺骗学员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开展培训、经营活动。
第二十八条 培训机构在招生时应当向学员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规定的有关培训项目中对船员年龄、持证情况、船上服务资历、见习资历、安全任职记录、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培训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的规定对培训活动如实做好记录。
第三十条 培训机构应当在每期培训班开班3日前以书面或者电子方式将培训计划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备案内容应当包括培训规模、教学计划和日程安排、承担本期培训教学的教员情况及培训设施、设备、教材等准备情况。
培训机构应当在每期培训班开班之日起3日内将学员名册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一条 培训机构应当保持船员培训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
第三十二条 培训机构应当为在本机构参加培训的学员建立培训档案，并在培训结束后出具相应的《船员培训证明》。
对培训出勤率低于规定培训课时90％的学员，培训机构不得出具培训证明。
第三十三条 学员完成培训并取得培训证明后，可以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相应培训项目的考试、评估。
第三十四条 对已按照规定完成培训并且考试、评估合格的学员，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据相关规定签发相应当的考试、评估合格证明。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船员培训监督检查制度，督促培训机构落实船员培训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制度。
第三十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配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规定的符合培训管理、考试、评估、发证要求的设备、资料，建立辖区内培训机构档案，对培训机构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三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每期培训至少进行一次检查，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
（二）承担本期培训教学任务的教员情况和授课情况；
（三）培训设施、设备、教材的使用、补充情况；
（四）培训规模与师资配备要求的符合情况；
（五）学员的出勤情况。
第三十八条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2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有效的执法证件。
第三十九条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询问当事人，向有关培训机构或者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并保守被调查培训机构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应当做好相关记录并予以保存。
第四十条 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监督检查的培训机构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和提供资料。
第四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发现培训机构不再具备许可条件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培训机构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改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应当依法撤销相应的《船员培训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公开船员培训的管理事项、办事程序、举报电话、通信地址、电子邮件信箱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规则的规定，未取得《船员培训许可证》擅自从事船员培训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还应当没收违法所得。
前款“未取得《船员培训许可证》擅自从事船员培训”包括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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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当设置暂缓起诉制度
（武汉大学法学院2002诉讼法专业 张爱武）
内容摘要：作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方式之一的暂缓起诉，不仅可以满足现代司法对诉讼经济理念的追求，同时可以满足刑事政策特别预防的要求。本文基于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以及我国司法活动中出现的明显带有违法性的尝试的分析着手，对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提出了较为完善的建议。
关 键 字：暂缓起诉 刑事政策 诉讼经济
前言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从１９９６年修改开始实施到现在不过短短的８年时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不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很多内容，主要包括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则、关于强制措施的实施与限制以及与简易程序相关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暂缓起诉制度也是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强烈呼声之一。对此笔者也持相同的观点，暂缓起诉制度作为公诉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要求与体现，综合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实施暂缓起诉制度的状况以及我国司法实务界在此方面的探索，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暂缓起诉制度已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也是一项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必将带来深远意义的制度之一。
一 暂缓起诉制度概述
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立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以下称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在确立的缓起诉期间内，检察官可以依职权为犯罪嫌疑人设立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是一定的金钱给付，也可以是要求其为一定的行为。当然检察官也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情况不为其设定这种负担，而是仅仅确定缓起诉期间，并在此期间内对其进行一定的观察。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院讼累而又可以满足一定的刑事政策的制度，在其它国家或地区已经被法律所确认，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暂缓起诉制度的萌芽发生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对暂缓起诉产生的原因，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一主张（即运用暂缓起诉的主张，笔者按）与其说来自财政上的理由，毋宁说是基于对暂缓起诉所带来的刑事政策上积极效果的认识。” 暂缓起诉从其在日本产生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但不可忽略的是它一直在司法实践中被运用。到１９２３年日本休整刑事诉讼法时，暂缓起诉才随着法律对裁量起诉注意的确认而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依此次修改后的法律规定，检察官可以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 从此暂缓起诉在日本开始被频繁运用，据日本的学者研究认为，二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日本对刑法犯的缓期起诉率达到了３０～６０％。 需要明确的是，暂缓起诉这个概念并没有在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暂缓起诉在日本司法实务中的运用是其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其刑事诉讼法中对暂缓起诉作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德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第１５３条a款。根据这个规定，经负责审理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已经起诉的，法院可以在审判终结前的任何时刻暂时停止程序，同是给被告人设定一定的负担。德国的缓起诉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告人如果履行了暂缓起诉的附随要求的，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否则的话将要作为轻罪追究，并且已经履行的部分不予退还。德国学者在论述其刑事诉讼制度时，也是将减轻法院的负担作为暂缓起诉得以确立的主要理由。 而且在是中暂缓起诉作为德国不起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德国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７年通过暂缓起诉这种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比例一直相对稳定的保持在５～１０％，并且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一直处于９％左右。
除了日本和德国外，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在吸收以上两国的立法以及实践的基础上，于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在其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暂缓起诉制度，规定当被告所犯为死罪、无期徒刑或最低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罪时，检察官参酌其刑法第５７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的维护，认为暂缓起诉适当者，可以通过规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缓诉期间从而作出暂缓起诉的处分。暂缓起诉在我国台湾地区被认为是一种兼顾诉讼经济和当事人进行主义应有的配套措施。 我国台湾地区因为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时间太近，因此次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但是从德国以及日本的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起诉制度本身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用苏力先生的话来说只是“分娩的阵痛”。
二 理论的支持与实践的探索——暂缓起诉制度应该在我国确立的缘由分析
大凡一项制度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之前，无不都要从理论上对之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其适用的理由用理论加以阐述。那么，暂缓起诉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何在呢？对在我国确立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基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诉讼经济的角度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转型时期的社会面临着犯罪数逐年上涨的势头，然而与犯罪数量的相对无限性相反，我国的司法资源特别是刑事司法资源却是有限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那么作为分流刑事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的通道之一的暂缓起诉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院的负担，使得法院可以将司法资源集中于那些更需要的诉讼案件上。其次，暂缓起诉制度的运用可以满足刑事政策的需要。刑罚的实施作为刑事政策发挥功能的一种手段具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但是“规范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保护个人之自由及社会之秩序，具体的处分只有在预防犯罪的考虑下，才可以达到保护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目的” 。暂缓起诉制度的适用，一方面可以达到特别预防的需要，而且可以避免由于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诸如避免如萨瑟兰在差异结交论中所揭示的因大量适用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交叉感染和因为被告人在复归社会后因为“标签理论”而引发的对其自新具有阻碍作用的社会反应。而且暂缓起诉制度在满足刑事政策的特别预防的需要的同时，通过具体个案的具体适用，也能达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理论的支持是制度确立的前提条件，但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差异，缘于实践所具有的相对于理论来说更能发现问题的优势，司法实务的做法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关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制度的运行本文在第一部分已经作了介绍，在此我们要考虑的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暂缓起诉制度的探索的状况。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没有确立暂缓起诉，但是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相关的做法，并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通过了《检察机关暂缓起诉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根据这个规定，暂缓起诉是指对特定刑事案件经公诉部门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单位）的行为触犯刑法，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但为了促其改过自新，服务社会，在设定的期间内暂不提起公诉，期间届满后再根据犯罪嫌疑人（单位）的悔过表现等情况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一项审查起诉工作制度。 在这个文件的指引下,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大学生涉嫌盗窃案时，处于对大学生回锅自新的考虑，基于挽救教育的理念，对这个大学生适用暂缓起诉，只要其在缓起诉期间内表现良好就不再起诉。这个游离于我国现行制度边缘的做法引发了法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甚至通过对其违宪性的考察将之全面的否定 。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承认的是，暂缓起诉在实践中的运用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其在实践中起到的作用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通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暂缓起诉，并且在缓起诉期间内通过给其设定一定的负担或者对其行为进行观察的方式，不仅可以起到对其行为加以惩罚的效用，而且更有利于其重返社会，从而更好的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
三 对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具体构建
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暂缓起诉制度的运行是有效益的（我国台湾地区基于运行时间的限制只是一个例外）；从诉讼经济以及刑事政策的理论来讲，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是有根据的，也是符合刑事司法的基本要求的；从我国的实践探索上分析，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价值的。“自古华山一条路”，摆在我们眼前的具有一定紧迫性的便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暂缓起诉的制度，并对其相关制度加以规定。对此，本文在结合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以及司法中的实践情况，对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作出以下具体设想。
（一） 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及考量因素
关于暂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运用这种处分有三种立法例。其一是日本的使用范围无限制，在其喜果那时诉讼法第２４８条中对于检察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并没有加以规定，因此在日本检察官可以对所有的刑事案件依职权作出暂缓起诉处分。其二是德国的轻罪限制的做法，也就是将检察官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案件仅限于轻罪，根据德国刑法典第１２条第２款的解释，轻罪是指最低刑为１年以下自由刑或判处罚金的违法行为。第三中做法也就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的相对于日本和德国来说的折中说，也就是将适用范围规定为死罪、无期徒刑或最低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行为。那么我国应该确立怎样的适用范围呢？本文认为我国采取德国的做法比较合适，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对于情节严重或者影响较大的犯罪行为主要应该考虑通过刑事制裁来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而且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初始确立阶段还应该考虑大众的接受心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和刑法的一般预防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可以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范围内，并不意味着检察官都可以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这样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适用暂缓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问题。简单的讲，检察官在法定的范围内，应该综合考虑犯罪嫌疑者的个人情况、犯罪后的表现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次基础上审慎的作出处分行为。
（二） 暂缓起诉期间的规定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负担的设置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不具有终局性的处分行为，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期间，否则可能回使得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其回归社会的步伐。因此对于暂缓起诉期间不宜过长，鉴于在本文前面对于暂缓起诉使用范围的设计，我国暂缓起诉期间应该确定为一般为６个月，在经法院的同意下基于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１年。
对于检察官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处分时是否应该为犯罪嫌疑人设立一定的负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初犯、犯罪危害后果较小以及犯罪嫌疑人悔过心理明显且已经通过一定的方式弥补了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的，可以仅仅设立暂缓起诉期间而不要求其作出一定的金钱给付或行为，但是对其在规定期间内的表现应该加以观察并作出记录。除此之外的情况则应该为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可以是一定的金钱给付、为特定的公益事业作出服务或者是其它具有公益性的给付。对于被作出暂缓起诉处分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其在规定期间内完成了上述义务，则在期间届满时应当对其作出不起诉的终局处分。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此期间内违反了规定的义务，则可立即撤消暂缓起诉处分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犯罪嫌疑人在此期间内又作出了违法行为的同样适用这种措施。
（三） 暂缓起诉处分之规制与救济途径
“权力的设定只是确立一种规范，而滥用权力的现象却是必然的。” 如同一位先哲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因此对检察官的暂缓起诉处分的职权作出一定的规制措施并给予利益相关者一定救济渠道就显得很是必要。综合考虑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其一，赋予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被害人认为暂缓起诉的处分不适合时可以要求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必须满足被害人的要求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其二，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察官作出的暂缓起诉处分的审查与监督措施。从我国的检察机关的设置体系上来看，检察机关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在被害人对检察官作出的暂缓起诉的处分不服时，应当允许被害人向作出此处分决定的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院提出要求重新处理。诸如对暂缓起诉处分的附随义务不满的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救济。上级检察院通过受理被害人的请求，通过对先前作出的暂缓起诉的处分的审查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而且这种途径一样可以发挥监督检察官处分职权的作用。
此外，关于检察官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处分决定时是否应该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本文认为法律对此没必要作出规定。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其一是假设这种处分只是规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而不附设义务，那么相对于正式审判程序来说，暂缓起诉的处分可以使得犯罪嫌疑人避免审判所必然带来的诉讼投入以及可能受到刑事制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选择接受暂缓起诉的处分从经济学上来讲是有效益的，因此这种选择的概率是极大的（甚至接近于１）。我们来考虑包含附随义务的处分决定，暂缓起诉处分的非终局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表现直接影响着这种处分的效力，若是犯罪嫌疑人对这种处分表示不服并且要求接受正式审判，那么检察官可以直接根据他的表现而作出撤消这种处分的决定，并依法想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赋予犯罪嫌疑人在暂缓起诉处分中的同意权是没有意义的，而无论这种处分有没有附设义务。
有了理论的支持与司法实践对这种需要的呼唤，有了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前进的道路指引方向，有了这一次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完美契机，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实施可以说迎来了最佳时期。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也将为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步伐添材加火，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更加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