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贵政办〔2007〕120号


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七年七月四日





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是指由贵港市教育局代表贵港市人民政府接收的珠海企业捐赠给我市用于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学校建设的资金。

第三条 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用于经贵港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珠海市捐资建校项目，各县市区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

第四条 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确保专款专用。

贵港市教育局代表贵港市人民政府接收捐赠资金，并将资金缴入贵港市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贵港市财政局负责及时将项目资金划拨到项目所在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危改专户。

项目资金在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集中管理，不得将资金下拨到乡镇及项目学校。

第五条 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负责统一管理项目建设资金，并将根据各项目学校工程进度直接将资金拨付到施工企业。项目资金的拨付原则上分四次：

第一次:项目开工时。由项目学校提出书面拨款申请报告，并附施工单位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工程预算表、项目进度确认表、工程施工过程记录（即工程进度形象照片3张）等材料。经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审查后拨付项目资金额的25%。

第二次:项目一层结构完工时。由项目学校提出书面拨款申请报告，并附项目建设进度确认表、工程施工过程记录（即工程进度形象照片3张）以及有设计、施工、监理、建设四方完整签章的一层主体结构验收记录等材料，经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审查后拨付项目配套资金额的25%。

第三次:项目主体工程完工时。由项目学校提出书面拨款申请报告，并附项目建设进度确认表、工程施工过程记录（即工程进度形象照片3张）以及有设计、施工、监理、建设四方完整签章的主体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等材料，经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查后拨付项目捐赠款的25%。

第四次:项目工程竣工交付使用。由项目学校提出书面拨款申请报告，并附工程决算审计报告、竣工验收备案表、完工照片等资料，经县市区教育局（教科局）审查扣除5%工程质量保证金后拨付余款。工程质量保证金在工程保修期满后返还施工企业。

贵港市财政局、教育局负责对项目资金拨付进行监督。

第六条 珠海市企业、单位捐资建校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对不按规定拨付资金的，挤占、挪用、截流项目资金的，疏于管理造成项目资金流失等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视情节轻重，追回部分直至全部项目资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我国农村对基层司法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2003年的数据，全国大约是平均285人一起民事案件，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60%，从数量方面看，这表明我国潜在的司法需求主要来自农村，如果仅限于满足城市人口的司法需求就无法真正实现我国的法治蓝图。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现代化进程很快，但是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比例为每年1%，照此进度我国要实现较全面的城市化大概还需要40年左右。因此，中国农村对司法的需求不但巨大，而且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


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逐利性使农村矛盾中的经济特性日益显现出来，而不再以家长里短、婆媳纠纷为典型形式，农村招商引资、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房屋拆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追讨工资、工伤抚恤等新问题不断显露出来。第二，亲缘性。农村“熟人社会”的根本格局并未被打破，农民参与经济活动主要仍以亲友合资或合伙、亲戚等集体外出打工为典型形式，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亲戚邻里关系。第三，简化性。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被视为当代司法文明的体现，但与此同时却带来诉讼成本提高与诉讼效率低下的弊端，由于农村当事人的法律素养普遍较低，不能明确区分严格的诉讼程序与诉讼阶段，因而，他们只希望法院能以最为简便快捷的方式尽快结束诉讼。不论承认与否，农村与城市司法确实呈现出不同特征，这是当代中国司法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因此，高度重视进而有针对性地应对我国农村基层司法的特殊需求显得尤为必要。


重中之重是要结合农村现实，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只会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法院必须秉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理念，时刻注重从农村基层这一特殊大环境出发来开展工作。法官应深入农村、贴近农民，平衡好法律规则与社情民意的关系，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益来考虑，在现实和法律之间寻找一个切入点，找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成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正如苏力所言：“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国外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最终说了算的，必须是以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民意。”对于发生纠纷的农民，法官应极力说服他们心平气和理性维权，避免农民采取过于偏激极端的自救手段而使矛盾升级；针对农民文化素养和法律知识匮乏的现状，法官应加大基本法律的普及力度，通过举办民事诉讼宣传栏，将民事审判流程、诉讼费收取标准等诉讼知识予以张贴明示，从而提高农民的诉讼能力；在法庭审判及裁判文书中应当析法释明、充分说理，并引入判后答疑制度,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法院判决。


精简办案程序，灵活高效地处理农村纠纷。严密的法律体系与纷繁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农村基层司法不仅无法发挥出其优越性，相反会成为高效解决农村纠纷的桎梏，在此意义上而言，现代司法与乡土生活存在一种深沉的张力，因为农民不能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实质意义，更不能期望他们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展开相应的诉讼活动。况且，受传统观点的持续影响，农民对于诉讼实体正义的追求远甚于程序正义，一味拘泥于严格的程序主义只会削弱农村当事人对法院以及法律的信任感。因此，基层法官应精简办案程序，尝试小额诉讼案件快速处理机制，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通过灵活简便的形式实现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拓宽办案思路，建立健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诉讼只是定分止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途径。司法与社会具有互动关系，应该建立健全司法与社会联动、诉讼与调解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想要更为妥善地解决我国农村矛盾，应当建立诉讼、民间调解、仲裁等多管齐下的纠纷化解模式，而不是仅靠基层法官的单打独斗。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