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
胡波
引言：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被刑法理论界关注和热议，也是实务界重要且重视的方面。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和深入，有许多观点已然在法律人中达成共识，诸如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对策等。但凡有关“道德、法律、教育”的原因分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责任厘清和“多管齐下、综合治理”等陈言旧辞……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虽然本人以《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新论》为题已无发挥的太大可能，但凿借先前学人的智慧之光，经过认真思索，在此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以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为对策。
青少年犯罪问题事关众多家庭的幸福和国运的兴衰，面对青少年犯罪数量剧增和罪质日趋严重的现实，如何减少青少年犯罪？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每一个法律学人应当以解决此问题为己任。虽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较广泛和深入，但这是一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仍需继续“建设”。就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本人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分析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这一工程贡献一份力量。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已系学界共识，即生理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等①。但本人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非青少年犯罪②，并且“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一说，将青少年犯罪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混为一论，不利于辨明因果关系，进而影响遏制青少年犯罪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因此，有必要对此细作区别和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自身条件，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外部诱因方能诱发犯罪，这些共性条件才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对这些条件进行条分缕析，从微观方面寻找原因即为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
（二）、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
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微观内容包括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即行为人认知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本人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以“刑事行为能力”为基础③，通说揭示的仅是“刑事行为”构成的主观心理条件，并未揭示“刑事行为”构成的客观物质条件。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犯罪的两个“内部条件”：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这两个条件既是自然人刑事行为能力的构成要件，也是判定自然人是否具备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本依据。现就这两个条件展开论述。
1．犯罪的生理条件是自然人具备犯罪行为能力的物质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暴力型犯罪所必须的力量条件，即产生力量的以下物质条件：达到一定量积累的身高和体重、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四肢。其中，进行性犯罪还必须具备已具有性交需求和性交能力的生殖器官（以初次遗精为标准）；二是进行智力型犯罪所必须的智力条件，即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大脑。犯罪的生理条件具有一定相对性，如：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周岁的儿童实施抢劫时一般具有生理条件（十岁男孩的体格较十四岁男孩强壮除外）；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同龄男孩实施抢劫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难以判明；一名十四周岁的男孩对一名十七周的男孩实施抢劫时则一般不具有生理条件（十四岁男孩的体格较十七岁男孩强壮除外）；男孩抢劫女孩时是否具有生理条件则更为复杂。
2．犯罪的心理条件是指行为人具备相当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认知能力，既是对行为侵害结果的认知，也是对法律后果的概括认知；控制能力是决定自己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能力。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不知道同伴会被淹死，更不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其不具备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同伴会被淹死，也知道自己会被“公安叔叔抓起来”，则具备了一定犯罪心理条件；如果知道“会被公安叔叔枪毙”，则具备完全的犯罪心理条件。
前述案例引起本人对犯罪动因（动机）的思考。对前述案例再做一假设：该小孩将同伴推进水池仅为嬉戏，更说明了其不具备犯罪的心理条件；如果是为了报复曾经的一拳之仇，则说明了其积极追求行为后果，罪质较重。犯罪动因是犯罪所欲获得的心理需求，每个犯罪行为皆有动因（精神病人为无动因行为时不认为是犯罪），所有动因旨在满足某种心理需求，或拥有财富，或发泄仇恨和愤怒，或获取身心愉悦，不一而足。当内心的阻却和刑法的威慑都不能消除这一需求，且无其他途径获得满足，或虽有其他途径而不愿选择时，强烈的心理需求必然支配人作出犯罪行为。每个人都具有心理需求，有的选择合法方式来满足，有的选择违法行为来满足，也有的选择犯罪来满足。
（三）、青少年犯罪原因微观分析的意义
1．对青少年犯罪生理条件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探索科学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详情见本文“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2．对青少年犯罪心理条件和犯罪心理需求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在于：
（1）犯罪的心理条件仅揭示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如果行为人不具备犯罪的生理条件，不能作为犯罪构成和刑事处罚的依据。
（2）减少或抑制青少年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需求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可行方法之一。
（3）减少犯罪（和违法）的根本途径是：国家、社会提供较多的机会和选择来满足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以合法方式获得心理满足，如相对公平的生存、发展条件，相对公平的生产、生活物质资料分配体制和渠道通畅、公正高效的公力救济等。这一观点与“改善劳动阶级境况是最好和有效的刑事政策”不谋而合④。
综上所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同时具备方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刑事行为能力。青少年犯罪的外部条件（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制因素）只有通过干扰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条件形成，并由国家、社会和家庭适时疏导青少年的犯罪心理需求才能遏制青少年犯罪。
二、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标准，即如何判定行为人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其系国家决定对公民进行生杀予夺的首要标准，其科学与否关乎立法质量之高低，同时也决定刑罚对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的威慑力之强弱。
（一）、我国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历史沿革
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即以“犯罪时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和以“犯罪时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秦朝法律采用“身高标准”，秦朝男低于六尺五寸、女低于六尺二寸的人犯罪，不负刑责或宽以刑责。汉律至今则采用“年龄标准”：汉律规定80岁以上和7岁以下的人犯罪免除刑罚（死刑除外），70至80岁和7岁至10岁的人犯罪减轻处罚⑤，该制度源于“恤刑”，更多地考虑以此贯彻和体现“尊老怜幼原则”，并非出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考量。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采用“年龄标准”，在此不作赘述。
“身高标准”和“年龄标准”一定程度反映了行为人是否具备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二者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人的身高或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就具备了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反之则未具备或未完全具备。自然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意识的产生、自然人身体发育和意志形成与自然人的年龄普遍呈正相关，而身高除了与身体发育、犯罪能力形成呈较为普遍的正相关外，与犯罪意识和犯罪意志的关联不大。这样来看，“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较“身高标准”显然科学许多。
（二）、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之争
针对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智能化、成人化及数量增多的现状，有法律学人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
1．未成年人无论是体格还是心理智力、对问题的分析和是非对错的判断（能力）都已经达到了成人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使其受到的刑罚与其所实施的行为不相符，削弱了法律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针对现代青少年早熟的普遍现象，法律应考虑适当提前刑事责任年龄⑥。
2．立法机关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30年前的立法所作的规定是符合国内实情的，也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良好原则。然而时过境迁，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⑦，刑法应当与时具进。
也有学人不赞成前述观点。刑事责任年龄不能提前的理由，具有代表性的是：
1．刑事责任年龄提前与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改造、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相背离⑧；
2．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现行规定是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和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作出的（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另外,该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具有普遍性）⑨。
3．14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缺乏对事物的客观判断与全面分析能力，自我控制力差，还需要父母的监护。14岁以下对法律也缺乏应有的概念与认识，对具体法律规定知之不多⑩。
4．刑事责任年龄设置过低，虽然有利于个案的解决，却难免有“重刑”之嫌，治理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影响，现在的孩子可能比以前 “早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实施的制裁也应当随之“提前”或者“升格”⑪。
（三）、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新标准之我见
1．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评价
本人既不支持现行刑法以“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唯一衡量犯罪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一刀切老做法，也不支持“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的新提法，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相同，都没有兼顾青少年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形成。从古至今，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刀切”现像。本人认为，“一刀切”虽然符合立法的“可操作性”要求，也是立法的普遍做法⑫
，但其本质是方便立法和方便司法。作为关乎生杀予夺大事的刑法，在可以分门别类适用主客观条件时，应当减少共性规定，增加更多的个性规定，也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新标准，本人以前述“犯罪的生理条件与心理条件”为理论基础，就此略作论述。
目前无资料显示：人的生理和心里发育速度是否呈现同步的普遍规律。所以，无论是以“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一刀切做法，还是以“身高”作为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过时做法，都未兼顾犯罪主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都是采用“生活年龄”，而“生活年龄”不能客观反映人的生理发育程度和实际发育水平⑬，所以导致：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一定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一定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如发育迟缓的人；而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具有犯罪所必须的生理条件或心理条件，比如，英国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0岁（苏格兰地区为8岁），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过去3年内，英国10岁以下儿童犯罪案件超过6000起，其中包括2845宗刑事损害案件、1238起人身侵犯案件、1049起盗窃案、126起抢劫案、39起性侵犯案、6起强奸案等；24个孩子被控持有刀具或其他武器，其中年龄最小的才7岁⑭。人的发育具有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举一列:农村男生在过去10年间身高平均增长3.1cm，女生身高平均增长2.9cm，城市男生则平均增长3.8cm，女生平均增长3.3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身高各年龄段均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6cm）; 2004年7-22岁乡村学生各年龄段体重普遍低于城市学生（平均低2.92Kg）; 19-22岁乡村学生胸围平均低于城市1.04cm……以上信息表明乡村学生发育水平落后，发育时间晚于城市学生⑮。因此，以“刑事责任（生活）年龄”认定“刑事责任能力”未兼顾自然人发育的个性和普遍性。虽然将“精神病人”作为例外的立法例，将“聋、哑、盲人”作为从轻处罚的立法列，但仍然不足以兼顾自然人发育的地区差异和越来越多的个性个体与群体的差异。
那么，以什么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能力较为科学呢？
2．现实生活中的启示
回答前述问题，可从以下现实生活获得启示。
在中国足坛“盛行”以大打小的现象，已经向其他体育领域渗透。中国乒乓球协会披露，在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骨龄检测不合格的小球员达到34.7%。2009年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是今年中国乒协恢复在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中实施骨龄检测办法后的首次比赛，据统计，北方赛区有129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58人不合格，其中9人被取消参赛资格；南方赛区有130人报名参赛，在骨龄检测中，32人不合格，19人被取消资格。在回答为何以骨龄检测球员的真实年龄时，湖北省体科所所长范家成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骨龄是指人体骨骼发育状态，用于测定生物年龄只是骨龄应用的一个方面。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是指生活年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生物年龄与生活年龄大致相等。由于生物年龄（骨龄）受发育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骨龄与生活年龄并不完全一致：可以分为早熟（发育提前）、正常发育和晚熟（发育延缓）三种类型。通过对骨龄的检测，从中发现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态。……比如说：某男童年龄11岁但是其骨龄12岁，这说明该男童虽然只有11岁，但是其发育速度较快，其身体的生理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了12岁男童的水平。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年龄11岁，骨龄10岁，这个孩子发育得比较慢。”○16
（四）、以骨龄（生物年龄）作为认定刑事行为能力生理条件的标准
1．骨龄的概念。骨龄是骨骼年龄的简称，借助于骨骼在X光摄像中的特定图像来确定。在了解人的骨龄情况时，通常要拍摄人左手手腕部的X光片，医生通过X光片观察左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的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17。
2．骨龄的作用。骨龄反映人体生物学年龄，能比较准确估计人体的成熟度，当生活年龄相同的儿童学习能力不同时，经过骨龄鉴定可得知原因：学习能力较弱的儿童，其骨龄低于其生活年龄。骨龄还可以预测儿童成年后的身高、对疾病的诊断和监护等○18；本人在百度收索“骨龄与犯罪”一词，用时0.087秒，收索到通过骨龄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刑事责任年龄的案例达二百多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国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2010年9月26日至28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分别会见梅德韦杰夫总统。
访问期间，梅德韦杰夫总统还在大连市拜谒二战苏军烈士墓，出席上海世博会俄罗斯国家馆日活动。俄方高度评价并支持中方举办上海世博会，中方向俄方表示感谢，强调愿同各方共同努力，将上海世博会办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两国元首回顾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状况，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的重大进展。双方满意地指出，近年来中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巩固。中俄关系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两国元首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之中，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和发展的潮流更加强劲，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入人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共识。双方愿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在选择各自发展道路和维护彼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加强相互支持。
为此，两国元首声明如下：
一
（一）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及其他各级别的交往，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断增进中俄战略互信。
（二）双方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俄方重申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方重申支持俄方为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促进整个高加索地区乃至独联体的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
双方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论不容改变，反对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抹黑解放者的图谋。
（三）双方认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为中俄合作应对这些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有效履行该协定并完善两国在应对其他现实威胁与挑战方面的合作，双方应加强中俄反恐工作组活动，将其职能扩展至应对所有新威胁和新挑战，并定期召开工作组会议。
（四）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回升。两国将根据各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双边贸易结构，规范和转变双边贸易增长方式，扩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贸易，建设现代化物流和贸易平台，加强在建立经济特区、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实施双边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五）双方肯定去年6月两国元首批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后双方企业在机械制造、通信技术、电信、银行、保险、创新与应用科学开发、化工、林业、采矿、地方合作等领域开展的合作，希望进一步发挥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方式推动重大投资合作项目，不断提高中俄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六）双方肯定中俄能源谈判机制的重要作用和效率，高度评价两国在能源领域签署的各项合作协议落实情况。双方指出，中俄原油管道竣工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大成果，有利于促进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双方决定继续积极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核能、能效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尽快就开工修建中俄天然气管道达成一致，促进煤矿综合开发，包括铁路、港口建设，进一步开展在电力贸易及电网改造等领域的合作。
（七）双方将继续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地区合作大项目，全面支持利用双方确定的合作机制开展两国地方合作。
（八）双方对两国科技和创新领域合作持续发展表示满意，认为应进一步开展基础性和高科技关键领域及前沿技术的联合研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双方认为有必要利用专项贷款支持科学研究和高技术研发领域的合作项目，共同实施大型科技创新项目。
（九）双方表示将积极推动扩大双边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本国金融市场，优化投资环境。双方支持人民币和卢布在双方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交易，为开展双边本币结算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
（十）双方认为，两国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分委会框架内开展的环保合作为中俄合作树立了典范。双方在污染防治和环境灾害应急联络、跨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护、跨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联合监测表明，中俄跨界水体水质明显改善。联合监测已成为双方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牢固基础。两国中央和地方全面协作、上下联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中俄环保合作模式。
（十一）双方高度评价中俄互办“语言年”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信任和友谊、巩固中俄关系社会基础发挥的重要作用。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电影、档案等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搞好俄罗斯“汉语年”各项活动，办好中俄“国家年”人文领域的机制化项目等。双方指出，2010年暑期首批500名俄罗斯中小学生赴华夏令营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将精心组织好2011年第二批俄罗斯中小学生赴华夏令营活动。
（十二）双方表示愿继续通过互办文化节等方式扩大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双方认为，中俄互设文化中心对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两国政府将对文化中心的运作予以支持。
（十三）双方商定互办旅游年，责成两国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活动清单并确定举办日期。
（十四）双方商定推动扩大组织电视频道在对方落地方面的合作。
二
（一）双方表示将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法准则，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二）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整体复苏势头，但主要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复苏基础仍不牢固。
双方主张各国应推行协调、连续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确保本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根据各国国情继续坚持刺激经济的举措，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建立完善、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
（三）双方认为，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良好，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问题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有新发展，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两者相互交织，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双方倡导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双方认为，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和欧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仅对地区国家，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方积极评价俄方为应对新安全威胁和挑战，秉承安全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原则，团结各方力量推动制定《欧洲安全条约》，反对扩张军事联盟。
（四）双方指出，联合国具有普遍性特点，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协调作用。双方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提高其工作能力和效率，使其更具代表性。双方主张联合国会员国应通过最广泛的民主协商，争取就改革问题达成一致。
（五）双方积极评价G20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继续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双方认为G20机制应体现代表性、平等性和实效性，应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确保在首尔峰会前完成匹兹堡峰会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目标，保证如期实现财政稳定，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双方将在G20框架内就经济可持续增长框架、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等主要金融经济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六）双方表示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双方愿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果基础上，与各方一道努力推进国际谈判进程，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七）双方决心加强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方面的合作。
双方重申支持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各国应携手努力，维护全球稳定、国际和地区和平，在恪守各国安全平等和不可分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
双方强调，防止核武器扩散对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
双方欢迎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取得的积极成果，愿共同努力，继续平衡推进该条约的三大目标，即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同时不断巩固和加强条约的普遍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强调，有效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对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合作至关重要。俄美签订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是在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双方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尽快启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推动包括首先是中东地区在内的地区无核化进程。
双方决定继续在双边和六国框架内就伊朗核问题开展建设性合作，重申该问题应在各方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双方强调，应达成全面、长期的谈判解决方案，以恢复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的信心。为此，应积极采取切实措施，尽快重启伊朗和六国之间的谈判进程，同时努力落实伊朗德黑兰研究堆燃料供应安排。这一安排是一项增进各方信任的重要举措，对促进伊朗核问题其他环节取得进展具有积极意义。
双方认为，加强核安全对促进核能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核恐怖主义，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双方支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双方高度重视中俄就反导问题开展坦诚对话，强调应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兼顾各方利益，确保各国平等安全。双方重申将积极致力于在日内瓦裁谈会推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双方将在反导和外空问题上继续加强沟通与合作。
（八）双方指出，亚太地区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需要地区各国在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方面作出进一步努力。双方决定共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根据国际法和不结盟原则，照顾各方合法利益，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格局。强调地区各国摒弃对抗、相互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的重要性。
双方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在发展双、多边安全合作时，遵循以下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
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
重申坚持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
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
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不采取、不支持任何旨在颠覆别国政府或破坏别国稳定的行动；
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的原则，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分歧；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合作；
开展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
发展边境地区合作，加强人员交往。
双方指出，在亚太地区多边组织间建立伙伴联系，有助于推动落实上述保障安全的原则和措施。
（九）双方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深化成员国睦邻互信和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民主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壮大及其威望的提高，符合全体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努力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促进经济人文合作方面的作用。
双方重申，坚持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所规定的开放性原则是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威望的关键因素之一。双方将共同努力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的法律基础。
（十）双方表示，在维护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持一致立场。双方将继续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国情，促进成员国可持续发展，加强同成员国在政治、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重点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本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与繁荣。
（十一）双方对朝鲜半岛局势表示关切，主张有关各方应通过对话和接触改善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双方认为，应尽快推动六方会谈重启，全面落实“9·19”共同声明。
（十二）双方强调，“金砖四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在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民主原则基础上建立更加和谐的新型国际体系。双方决定本着循序渐进，务实创新、开放对话精神，继续全面发展四国间各领域务实合作。俄方对中方决定举办2011年“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表示欢迎，并将积极向中方提供协助。
（十三）双方将继续加强中俄印三方对话，共同致力于营造良好的亚太和国际环境。双方愿推动三方在救灾、农业、卫生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加强三方学术界、工商界之间的交流，促进多边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十四）双方重申，要坚定不移地在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遵循马德里原则、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和“阿拉伯和平倡议”，致力于实现阿以冲突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双方欢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于2010年9月2日重启直接谈判，希望有关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十五）双方重申阿富汗应成为一个和平稳定、独立自主、发展进步、友善中立、远离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的国家，总体积极评价阿富汗和平重建取得的进展，表示将继续积极参与这一重建进程。双方支持国际社会在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向阿富汗重建提供援助，在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共同促进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两国元首会晤在友好、互信、合作的气氛中举行，取得重要实际成果。双方对会晤结果表示满意。
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2011年方便的时候访问俄罗斯。胡锦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访问具体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胡锦涛 德·阿·梅德韦杰夫
二O一O年九月二十七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