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决议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本市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已有十年，对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的第三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落实本市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促进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实现，特作如下决议：
一、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要结合本市实际，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根本指针，继续开展宪法知识和与公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的教育；着重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的普及和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的法律、法规
的学习。
二、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司法人员和各类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积极参加专业法律知识培训，熟练掌握和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经营管理
人员应当把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必备的素质，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大、中、小学都应当开设法制教育课程，使青少年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之知法、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利
益和首都社会秩序，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三、要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运用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化艺术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要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积极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四、法制宣传教育要坚持与依法治理相结合，注重提高实际效果。继续深入开展依法治村、治乡、治街、治县、治区、治市和行业、部门的依法治理工作。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都要针对实际情况，通过依法治理每年争取解决一些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五、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健全组织，形成队伍，并根据任务和目标订立有关工作制度。法制宣传教育经费应当得到切实保证。
六、本市贯彻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必须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去完成。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当把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结合各自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认真地、扎
扎实实地抓好。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本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要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996年7月11日
“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是机械性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把法官想象成中立的天平形象，认为整个裁判过程就是法官根据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而忽略了法官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这一现实。按照这种理想化的看法，在司法实践中是不会出现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情况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判决不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过程的结果，而是受到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的决定性影响。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认为法官的判决才是真实、真正的法律，他著名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主观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该公式改变的了传统的R（Rule,法律规则）×F（Fact,事实）＝D（Decision,判决）的模式，认为S（Stimulus,刺激）×P（Personality,个性）＝D（Decision,判决）。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来决定。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拥有无可争辩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

在弗兰克看来，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法律应对的是人类关系最为复杂的方面。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面对客观的证据材料，单凭法律条款、证据规则，法官不可能像自动售票机一样提供给当事人完全理想化真空化的法律判决。而是需要在依据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经验、理性、良知等能够被“社会人”所共识的作用力因素，将注意力从书本上的法律转移到现实中的法律，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合理科学的判断，在内心深处完成一次缜密的自由心证，最终形成确信得出判决结论。正如美国法官哈奇森(Hutcheson）所指出的：“法官作出决定的关键冲动是在特定案件中对于正确或者错误的直觉”。需知，法官认识事物的过程必须是遵从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按照弗兰克的观点，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并不是从先前的前提开始而得出结论的，而是要先形成一个大致的模糊的结论，再从这个结论出发，找到证实结论的前提。在他看来，法律结论是靠法官的“预感”（hunch）产生的。法律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法律的普遍性特征又使得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正如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所以凡是希望以完全的客观事实作为判决根据的，都是“法律神话”，是真空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现代法治国家，各类法律法规可谓浩如烟海，而现代法律有一个逐渐向生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要正确适用法律，就必须具备生活阅历和生活知识，从而培养并转化为一种处理事物的实践理性，恰如其分地公平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传统的实质性思维模式，使法官往往容易只强调对客观事实和客观结果的追求，而忽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另外还会受到一些动机的影响，诸如职责完成动机、满足荣誉感动机、满足私利动机等。这样，法官的超职权主义就难以避免。在当今纷繁复杂的时代，很难设想一个“超然于社会”、“超然于法律”的法官会作出一个同情弱者，让老百姓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们内心得到抚慰的正义的判决。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作为联系法律与生活的中介，在现实生活中，角色期待的差异自然使得法官产生角色分化，自然本性、文化价值、权力组织原则和法律这四种具有不同性质的角色规范使得法官也形成了“自然存在中的法官”、“社会文化中的法官”、“权力结构中的法官”、“法律世界中的法官”四种不同的角色。法官必须在这些角色中找到适合具体案件、符合法律理性的一个平衡点，而中立地克制来自某些角色规范的张力，扎实提升自身的司法能力和水平，以此来达到裁判行为的协调与统一。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