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英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格否认/反避税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如今，该制度不仅在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得以运用，而且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领域也得到运用。笔者通过近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规定和适用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问题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重视，并陆续颁布相关规定予以规范。目前已有税务部门最终裁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在中国投资所取得的转让所得，需要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的案例。其中，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和江苏江都国税取得迄今为止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具有典型意义。

（一）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2]

2008年5月，渝中国税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渝中国税在进一步调查后核实，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加坡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二）江苏江都国税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3]

2010年6月，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笔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征税入库，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本案中，境内企业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是江都市由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简称“凯雷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凯雷集团所属C公司通过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占有A公司49%股权。2010年1月，C公司在我国境外向美国Precision Castparts Corp.（PCC）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司普斯亚洲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整体转让B公司，并取得巨额利得。该案交易前后，江都国税局就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C公司进行艰难谈判，认定B公司属于“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C公司同意按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5月18日，C公司美国总部缴付25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3亿元）税款到账。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三）两案例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反避税尝试

利用公司独立实体，实现公司股东规避法定纳税义务的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非少见。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将公司独立人格用于减少税负之目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在这一领域就可以大显身手，以揭开只为避税目的而存在的公司面纱，令纳税人履行必要的纳税义务。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投资者利用公司形式而不履行一个独立实体的纳税义务。例如，加拿大一钢铁制造商在巴哈马设立一附属子公司，然后将母公司以前直接进口的钢材改由子公司去购买，再卖给母公司。这样，母公司将它的部分利润留在避税地巴哈马的子公司中，根据税法的规定，母公司可随时将这些利润调回加拿大。法院即否认公司法人格，裁决对母公司的这些利润征收所得税。[4]又如，某英国公司拥有三个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章程确认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均应在肯尼亚召开，但事实上三个公司均由其英国公司控制、管理；法院认为，在肯尼亚注册实为一个骗局，三个公司的住所地均应为英国，并应在英国纳税。[5]在我国已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以上。[6]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专章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反避税制度，其中第41条至46条明确对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作了禁止性规定。该法第47条作为兜底性条款弥补了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所有避税方式的缺陷。上述两个案例正是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规避股权转让所得税而启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反避税的尝试。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不同，这里不仅仅是揭开公司面纱，令其履行纳税义务，更是刺破或穿透公司面纱，令控制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彰显于我国反避税的税收立法

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有利于集中资本、扩大投资并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巴特尔（Butter）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7]但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重要一点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股东直接支配公司资产，并滥用公司的控制权，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被侵害者由于只同公司存在法律关系，不能向公司背后的股东主张权利。这就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谋求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如前述案例中，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37条规定，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然而，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向中国境内投资时，出于避税目的，通常在境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对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那么何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解释，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各国法律来看，似乎并未对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在判例中曾经试图对“商业目的”标准做出定义：在IRC v.Brebner一案[8]中，法官认为“商业目的并不必然与财务有关，比如，为了防止被接管也是一个正当的商业目的。应当将可能量化的税收利益与商业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看孰轻孰重。”在IRC v.Plummer一案中，法官认为“主要目的必须是真实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获取税收利益。”在Philip Brothers Chemicals Inc.v.Commissioner一案[9]中，法院认为案件中的离岸空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任何实质上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并引用了大法官LearnedHand在另一个案件中的判决，认为一个公司必须从事除了避税以外的工业、商业或其他活动，才能将该公司排除在避税目的范围之外。换言之，“公司”一词应指那些进行了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的公司，并且逃避税收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此，法院认为，该离岸空壳公司的设立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而向纳税人补征100%的税款。

首先对“合理商业目的”予以界定的国家也是英国。在Ramsay一案[10]中确立了界定“合理商业目的”的拉姆齐规则。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整个安排去判断可能产生税收上后果的任何一项交易的法律本质，而不局限于依据该避税安排中每个单个的交易来判断真伪。假如这项避税安排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并非一个个独立的交易行为，而且其并不在实质上产生收入或者损失，并不影响纳税人的收益，其可以在税收上视为无效。换言之，对于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客观考量和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从英国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定义。

鉴于在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掌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辨别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第92条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47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1）滥用税收优惠；（2）滥用税收协定；（3）滥用公司组织形式；（4）利用避税港避税；（5）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对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行为的涉税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又在《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698号）中明确指出：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规定的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如果认为转让行为属于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从而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则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股权所得进行征税。

在税法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判断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是否负有纳税义务：第一，被转让的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第二，被转让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人员较少（或小），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第三，被转让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居民企业的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第四，被转让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如被转让企业符合上述情形，则很有可能被我国税务机关认定为“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定被转让企业的存在，非居民企业由此需承担纳税义务。

如今，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其与我国境内被投资企业之间插入一个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以实现避税的模式，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已经受到了直接的规制。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设立了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比如先设立一个BVI公司，然后在BVI下面又设立一个“导管公司”，然后境外投资者转让BVI公司，那么我国现行所得税法的规范效力或者规范的效果能否涉及到该外国投资者，尚值得商榷。当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中采有“实际控制者”的提法，但如何界定“实际控制者”在税法上并不十分明确，实践操作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中间间隔的层次越多，税务机关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也越大。因此，面对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有待于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立法和操作更加完善。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我国税法的理论探讨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于反避税的场合

在民商法上，法人格否认适用的领域主要是四个：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但在税法上，日本学者小树芳名认为将法人格否认具体运用到税法的什么领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法人设立无效的场合、法人的设立与经营仅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场合，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除此之外，都应该慎重。[11]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税务局和法庭会承认根据州法律赋予的公司的法律人格。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公司也会因为缺少实质而被否认其法人格，关键是看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公司越是介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它就越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交易而被否认其独立实体的地位。[12]因此，在反避税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有两个，即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农业综合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农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成效，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小康建设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将《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将贯彻落实情况于2004年2月底之前报我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财政部 2003年12月3日）

　　为贯彻落实新一届政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第一次联席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现对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着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和农村改革要求，适应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完善投资政策，加强科学管理，创新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
　　二、严格控制开发范围，突出开发重点
　　（一）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
　　农业主产区是指农业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能够提供较多粮、棉、油、肉、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集中产区。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主要靠农业主产区支撑。农业综合开发以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为重点，有利于提高全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农业主产区农民的收入。
　　1、进一步界定农业主产区及粮食主产区的范围。依据各地主要农产品的产量等主要指标，并参考有关部门的界定办法与范围，确定黑龙江（含省农垦总局）、吉林、辽宁（不含大连）、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不含青岛)、江苏、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新疆、广西、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17个省级单位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农业主产区，其中前13个省级单位为粮食主产区，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棉花主产区，广西、云南为糖料主产区。各省（区、市）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研究确定重点开发的市、县。
　　2、进一步明确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任务。农业综合开发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特别是要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中低产田改造，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建设优质、高产、稳产、节水、高效农田，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定不移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农业区域比较优势，积极培育和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扶持辐射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与农民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不断增加主产区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
　　（二）以农产品优势产区为重点，积极支持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
　　1、优势区域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要参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确定本地的优势农产品和产业，紧紧围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统筹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重点扶持优势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优势农产品生产提供条件。对位于优势区域内项目县申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同等情况下给予优先扶持。
　　2、《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以外的地区，也要围绕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品和产业安排项目。
　　（三）整合项目
　　1、根据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任务，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整合为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两类。从2004年开始，不再单独设立专项科技示范和农业现代化示范项目。同时，整合现有中央农口部门项目，原则上一个部门内只保留1-2类项目，分别纳入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项目范畴。
　　2、在两类项目中，以土地治理项目为重点，下设中低产田改造、生态综合治理、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3小类项目。土地治理项目必须适应优势农产品生产的要求，根据“统筹规划，集中投入、连片开发”的原则，按灌区、流域或某一相对完整连片的耕地进行全面规划，其整体建设任务可分年连续实施。项目建设要突出解决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关键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项目个数，每个项目县每年原则上只安排1-2个项目。
　　3、将多种经营项目更名为产业化经营项目，下设产业化龙头和多种经营两小类项目。产业化龙头项目扶持的重点是国家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产品加工、产地批发市场及储藏保鲜项目。多种经营项目扶持的重点是经济林及设施农业种植基地、畜牧水产养殖基地项目。
　　（四）严格项目县的管理
　　1、对现有的项目县（含农场，下同）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县。除对农业主产区少数开发潜力比较大而至今未纳入开发范围的农业大县，可作为特例予以考虑以外，今后原则上不再新增项目县。
　　2、对因项目和资金管理中存在违纪违规问题，造成工作损失或恶劣影响的项目县，要视情节暂停或取消其项目县资格，并且不准因此新增项目县。
　　3、允许各省（区、市）在保持项目县总数不变的前提下，采取“末位暂停”等办法，对少量项目县调进或调出，实现奖优罚劣，动态管理。
　　4、建立项目县“退出”机制。对已基本没有开发潜力的项目县，要退出开发范围。
　　三、改革和完善资金投入政策
　　（一）加大对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投入力度
　　从2004年起，每年将中央财政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80%以上，集中用于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但对列入农业主产区的省份，要根据其管理情况和财力状况区别对待。同时，中央农口部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也适当向农业主产区倾斜。各省（区、市）在财政资金安排上，要向重点开发市、县倾斜。
　　（二）调整地方财政配套政策
　　1、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实力，科学合理地确定各地区地方财政配套比例。进一步降低农业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比例，并根据各省（区、市）的财力状况区别对待。
　　2、在总体调低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比例的前提下，突出解决地、县两级财政困难，减轻其配套压力。取消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配套任务。
　　3、从2004年起，选择部分省（区）进行财政资金“倒配制”试点，即：根据试点省（区）已经安排落实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结合贯彻落实政策制度和项目实施情况、当年项目准备情况等，确定中央财政资金投入规模。
　　（三）改革和完善财政有偿资金政策
　　1、调整确定各类项目的财政资金有无偿比例。土地治理项目进行的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公益性较强，适应公共财政管理的要求，取消土地治理项目现行10%的有偿资金投入，实行全部无偿投入。中央财政有偿资金集中用于产业化经营项目，但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经营项目，也要分类确定中央财政资金的有无偿比例。适当降低种养业项目的有偿资金比例。
　　2、逐步化解财政有偿资金债务风险。完善财政有偿资金呆坏帐核销机制，每年根据实际发生额核销一部分呆坏帐。今后不再实行延期还款，以防债务风险的积累加剧。摸清地方各级财政用垫付、抵顶等方式偿还有偿资金的实际情况，通过部分核销方式挤出已回收有偿资金中的水分，真正做到“上清下也清”。
　　（四）制定和完善财政贴息政策
　　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中单独设立贴息资金，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利用银行贷款，给予贴息，凭利息单报帐。
　　（五）因地制宜制定项目建设标准，逐步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
　　项目建设标准要体现南北方差异，平原、丘陵、山区的差异，不同产业发展需要的差异。逐步提高单位面积投资标准，将项目区建成适应主导产业发展需要、较高标准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允许在已建项目区的基础上重新立项，进一步重点建设适应优势农产品生产要求的基础设施。
　　（六）完善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政策
　　继续督促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管理暂行规定》，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并进一步完善农业综合开发农民筹资投劳政策。
　　四、制定和完善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政策
　　（一）完善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
　　1、采取灵活多样的扶持方式。按照龙头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民直接受益程度等因素，分别采取贴息、补贴、投资参股、借给有偿资金等灵活多样的扶持方式。同时，土地治理项目也要紧密围绕龙头企业进行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
　　2、明确申报条件。坚持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申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项目的企业，必须是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同时还需具备：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经营期2年以上，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有较强的自筹资金能力；资产负债率小于70%，银行信用等级A级以上；开发产品市场潜力大，竞争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与农户建立了合理的、紧密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机制。项目申报须附有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3、完善监管机制。把对龙头企业的积极扶持与严格监管结合起来，加强项目立项评审工作和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管工作，防止企业多头申报项目，严防资不抵债、经营业绩不良和不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的企业，骗取国家财政资金。
　　（二）制定和完善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产品专业协会的扶持政策
　　1、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重点扶持以产品或产业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允许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项目主体申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对符合立项条件的项目，要一视同仁乃至优先予以扶持。扶持的条件是：优势产业明显；具有法人资格；经营管理规范；与会员建立起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
　　2、对农产品专业协会，重点扶持其开展科技推广、技术培训、营销服务等；对其承担某个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技术培训、科技推广任务，允许用该项目的科技推广费给予相应补贴。
　　五、加强科学管理
　　（一）明确各级农发办事机构工作职责
　　按照权责统一、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农发办事机构的工作职责。国家农发办要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以宏观管理为主，负责农业综合开发方针政策及规章制度的制订及监督检查，组织开展重大问题调研等。地方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贯彻落实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各项政策制度，具体负责加强项目和资金的管理。
　　（二）发布项目立项（招商）指南
　　从2004年起，国家农发办于每年上半年，向各省（区、市）发布下一年度项目立项指南，明确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重点建设内容及其他相关要求，以利于各地组织申报项目。其中对产业化龙头项目，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招商指南，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择优立项。
　　（三）改革下达投资控制指标的方式
　　国家农发办每年分别下达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的投资控制指标。同时，将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控制指标由指令性变为指导性，根据项目准备及评审情况，确定各地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规模。一省（区、市）指导性指标如有结余，大部分指标可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少部分指标留在本省（区、市）转用于土地治理项目。
　　（四）改进项目评审工作
　　合理划分国家、省两级项目评审权限。国家农发办负责少数重点项目的评审，其他项目均由省级农发办和中央有关部门农发办负责评审。坚持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探索项目申报单位答辩的评审新模式。按照谁评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严格的评审责任制。产业化经营项目的部分评估审定权限下放到省级农发办后，必须相应完善制约监督机制。
　　（五）改进项目计划审批方式
　　1、国家农发办继续审批各省（区、市）土地治理项目计划，但要进一步简化审批内容。国家农发办审批少数重点产业化经营项目计划，其他产业化经营项目计划由省级农发办审批并报国家农发办备案。
　　2、规范项目计划的调整事项。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切实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论证工作，避免项目的调整、变更和终止等事项。如在建设期内确需调整项目计划，须按规定报经批准，由国家农发办评审的或项目财政资金超过规定额度的项目计划调整，需报国家农发办批准；由省级评审的需报省级批准并办国家农发办备案。确需调整的项目计划，最晚应在项目立项的次年6月底之前报国家农发办审批或备案，严禁随意或无限期地调整项目计划。
　　（六）完善项目监管
　　制定并推行项目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和资金公示制、法人负责制，加强项目效益监测，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参与项目检查、验收。完善建后工程管护制度，明确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七）规范资金管理
　　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分配的综合因素法。各级农发办都要加强对下一级农发办工作绩效的考核，将财政资金的投入与工作绩效考核情况挂钩，向工作先进地区倾斜。严格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帐核算、专款专用。严格推行规范的县级报帐制。从2004年起，对不实行县级报帐制的项目县，取消其项目县资格。总结部分省（区、市）委托银行放款试点的经验，改进和完善委托放款的办法，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建立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违纪违规资金处罚制度。
　　六、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机制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按照“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原则，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手段，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及社会各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真正建立以农民为主体、政府辅助和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的运行机制。
　　（一）完善以农民为主体的机制
土地治理项目的确立，要以“农民要办”为前提，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采用民主的方法，多与农民商量，努力把一家一户农民想办但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办实办好，让农民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产业化经营项目的确立，要以能带动农民增收为前提，让更多的农民从中受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要更多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项目和资金的管理，要实行公示制，自觉接受项目区农民群众的监督。
　　（二）完善自我积累、滚动开发机制
　　1、用于土地治理项目的财政资金，总体上视为国家对农民的补助，但对有一定经济效益的机电井、苗圃及其他单项工程，要通过移交、拍卖、租赁、承包等方式，及时明晰产权，并将资产收益用于工程运行管护或继续用于滚动开发，确保项目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2、产业化经营项目要积极探索经营性开发方式，即将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以参股形式投入产业化经营项目，逐步形成用国有资产运营收益继续用于开发的自我积累、滚动开发机制。拟从2004年开始进行试点，今后要根据投资参股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参股试点的范围和比重。
　　（三）完善财政资金的引导机制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扩大贴息规模等方式，吸引金融资金；凡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等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兴建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并能带动农民致富项目的，可通过补贴、贴息等方式引导和鼓励，逐步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多途径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格局。
　　（四）形成资金配合机制
　　积极探索农发资金、扶贫开发资金、农业生态建设、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相互配合、统筹安排的投资机制。
　　七、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一）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作表面文章，坚决杜绝形象工程，要从项目区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老百姓真正办点实实在在的事。
　　（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如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建立起社会各界及项目区农民群众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监督渠道。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及时调查，秉公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让群众满意。
　　（三）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各级农发办事机构要努力践行“三个代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难，办群众之所盼，与民亲，分民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困难，让项目区广大群众切实享受到农业综合开发的成果，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靠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老百姓的心中树立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