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矫治原理的再研究——“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
张忠海
一、“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毒品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据1998年公布的数据，全世界吸毒人数达2.182亿，占全球总人口3.78%。每年吞噬着数万人的生命! 毒品的泛滥直接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威胁。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毒品在我国卷土重来、死灰复燃以后，短短十多年时间，毒祸已迅速蔓延到全国1600多个县市，由贩毒、吸毒诱发的盗窃、抢劫、诈骗、卖淫和各种恶性暴力犯罪严重危害着国家和地区的治安秩序，已构成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2003年底仅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105万人以上。更为可怕的是，吸毒者一旦成瘾，要想彻底戒除就非常困难，全世界公认的“复吸率”竟高达90%，甚至95%以上。【1】
面对严峻的态势，禁毒工作刻不容缓，我国政府提出了：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坚持禁吸、禁贩、禁种、禁制，控制非法供应和防止滥用并重，禁止和打击一切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禁毒工作的方针。戒毒工作作为禁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社会各界专家对戒毒模式提出了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如“杨氏1+1戒毒法”、针炙疗法、“福康片”和“益安口服液”等等。江苏省劳教系统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2004-2008年禁毒工作规划的精神和司法部《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的要求，结合实际，提出了“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模式，重点从生理、心理、行为等方面对戒毒劳教人员进行矫治【2】。从劳教戒毒工作的要求来说，我们急需要一些有关劳教戒毒模式的理论支撑，以及戒毒手段上的创新。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是从人脑信息加工处理的角度研究吸毒者“心瘾”原理及矫治方法，它不同与许多专家从医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吸毒者“心瘾”问题，这是戒毒矫治领域的 “歌德巴赫猜想”，也是戒毒工作的一次理论创新，对指导劳教戒毒工作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对推进劳教戒毒矫治工作的影响深远，将使劳教戒毒矫治工作科学化上了一个台阶。
二、“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社会价值
在劳教戒毒矫治工作中，“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流程模式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实践中“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流程模式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是系统设计不完善，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各试点单位工作都是在学习中探索，没有形成统一的操作手册；二是系统实践运行周期长，从劳教人员进入劳教所算起，一个劳教人员戒毒矫治流程的所内运作时间需要2至3年，所外运作时间需要3至5年；三是参与戒毒矫治流程的劳教人员的人数还很少，三个试点劳教所的劳教人员人数仅占总人数的5%-10%；四是劳教人员进入戒毒矫治流程状态的时间很有限，试点大队虽规定严格实行“六三”制，即每天组织劳教人员6小时劳动锻炼、3小时教育矫治活动，劳动生产不下达经济指标，但实践中许多因素很难保证劳教人员进入戒毒矫治流程大队就能进入戒毒矫治流程状态。五是民警的警力和矫治水平都有限，试点大队的警力要求按不低于劳教人数的15%配备，这相当于一名教授带六名研究生，试点阶段还可能，推广阶段是做不到的。
针对“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流程模式试点阶段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以“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为理论依据，开发《劳教戒毒矫治康复训练系统》软件，运用心理脱敏原理强化训练劳教人员抑制心瘾渴求能力，提高劳教人员抗复吸能力,使“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流程模式取得更好的矫治效果。这样不仅可以克服系统实践运行周期长，参与戒毒矫治流程的劳教人员的人数少，劳教人员进入戒毒矫治流程状态的时间很有限，民警的警力有限等问题，同时还可以让进入戒毒流程劳教人员和参与流程管理的民警尽快地熟悉“三期一延伸”的戒毒流程模式的内容和要求，对戒毒矫治民警起到培训的作用。
三、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框架构思
（一）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理论依据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是根据贝克（Beck）认知治疗(Cognitive therapy)理论而产生的，认知治疗的基础理论来自于信息加工之理论模式,认为人们的行为、感情是由对事物的认知所影响和决定。例如,如果人们认为环境中有危险,他们便会感到紧张并想逃避。人们的认知建立在自己以往经验的态度和假设基础之上。认知治疗指出,心理障碍的产生并不是激发事件或有良刺激的直接后果,而是通过了认知加工,在歪曲或错误的思维影响下促成的。歪曲和错误的思维包括主观臆测,在缺乏事实或根据时的推断；过分夸大某一事情的意义；牵连个人,倾向将与己无关事联系到自己身上；走极端认为凡事只有好和坏,不好即坏,不白即黑。错误思想常以“自动思维”的形式出现,即这些错误思想常是不知不觉地、习惯地进行,因而不易被认识到,不同的心理障碍有不同内容的认知歪曲,吸毒劳教人员大多面对问题,只强调不利因素,而忽视有利因素。对自己,对现实和将来都持消极态度,抱有偏见,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对事事都不如意,认为将来毫无希望。他们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存在歪曲的思维工序，产生错误思维定式，因此认知治疗重点在于矫正患者的思维歪曲。认知治疗的基本方法步骤可分为：①帮助患者认识思维活动与情感行为之间的联系；②帮助患者认请消极歪曲或错误的思维,检验支持和不支持自动思维的证据③帮助改变歪曲的或错误的思维方式和内容,发展更适应现实的思维方式和内容。
（二）“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基本内容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这一设想是以人工智能电脑构架和程序运行方式（人脑反效仿模型）为参照对象。我们假设人的大脑工作机理，等同（反效仿）于电脑工作机理，大脑的计算处理能力，等同于电脑CPU的计算处理能力；大脑的长时记忆存取(包括信息容量)，等同于电脑的硬盘存取(硬盘的容量)；大脑的短时记忆和瞬时记忆存取, 等同于电脑的内存的容量。人的动机和意志就是一道电脑程序，行为过程是程序运行的过程，行为的表现结果是程序运行的结果。吸毒人员的“心瘾”，即吸毒人员反复寻觅摄取毒品行为，就假设为一道目标明确指向摄取毒品行为、反馈机制为明显正向强化、循环次数为无数次，运行结果到“死机”为止的“电脑病毒程序”。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对吸毒行为的理解分为几个过程（原理如下图）：
（1）原始发生行为。吸毒人员初次吸毒前对毒品知识毫无了解，没有建立预防控制系统，面对毒品的诱惑力，吸毒人员初次吸毒前对毒品的诱惑力为零（A=0），在偶然突发事件中，由于自身认知水平低，辨别能力差等因素，对毒品毫无防范意识，经过不住引诱和好奇，产生了第一次吸毒行为（即原始发生行为）。
（2）初次体验与评价。在回味原发行为，初次体验与评价时，如果缺乏应急控制防预设定程序，在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并不大的情况下，就可能作出下一次要再尝试的判断，即需求量子起动产生（N=1）；同时如果有一套有效应急控制防预设定程序，即便在有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的情况下，此时的自控力还能抵挡诱惑力,即自控力大于诱惑力（Kz>Y）（诱惑力是包含渴求积累量和需求量子的函数，Y=f(A)+f(N+1)）,还有可能作出下一次决不要再尝试的判断，即需求量子没有起动（N=0），摄毒行动终止。
（3）需要和动机产生。在需求量子的激励下，就会设定再次摄毒行为预想的需要目标，这一需要就是下一步行动的动机，动机产生动力，吸毒人员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行为障碍等客观条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需要可能因突发事件发生变化，目标可能会发生转移，摄毒行动终止，但原摄毒行动的需求量子没有变化（N=N）。
（4）“前台程序”的运行。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1、毒品有源2、取货有路3、经济有钱4、人身自由等等，情境向实现的方向发展(即“前台程序”)， 再次摄毒行为目标得以实现，需要得到满足(生理欣快,心理舒畅)，心瘾渴求积累量降到零（A=0），诱惑力释放（Y=0），摄毒行动终止；同时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即：①禁种禁制、②禁售、③无钱、④关押等等，心瘾渴求量虽未降到零，需求量子也没消除,因外界客观条件限制，他控力Kt>诱惑力Y，摄毒行动终止。
（5）“前台程序”下的再次体验与评价。在再次体验与评价 (生理反应,心理反应)中，认知链式建立动机与行为相关的需求记忆，需求记忆被强化，需求量子产生一级增量（N=N+1），渴求积累量A=A+B（N+1）、自控力Kz=-f(A)+f(N+1)、诱惑力Y=f(A)+f(N+1)都实现一次运算，当自控力Kz诱惑力Y，使摄毒行动终止。
（5）需求满足。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替代的方法，如“美沙酮”等替代疗法，让其再次摄毒行为目标得以实现，需要得到满足(生理欣快,心理舒畅)，或不产生戒断反映，心瘾渴求积累量降到零（A=0），诱惑力释放（Y=0），摄毒行动终止；
（6）需求记忆消失。在再次体验与评价 (生理反应,心理反应)中，认知链式建立动机与行为相关的需求记忆，通过类似“脑手术”的方法将需求记忆直接归零（N=0 A=0），摄毒行动也会终止。
（7）控制“后台程序”运行。通过对主观能动性的控制，如控制①自动思维、②情境回忆、③实现联想、④自由幻梦等前意识和潜意识活动，进而控制后台程序运行数次，即减少N指数，此时吸毒者心瘾渴求量虽未降到零，需求量子也没消除,但因对主观能动性活动的限制，减低了诱惑力的升量，降低了对毒品渴求的愿望。通过对再次体验与评价 (生理反应,心理反应)中建立动机与行为相关记忆程式因子的调整，如A=A+B（N）中的正B（N）转向负B（N）；Y=f(A)+f(N)中的正f(A)和正f(N)转向负 f(A)和负f(N)；Kz=-f(A)+f(N)中的 负f(A)和正f(N)转向 f(A)转向和负f(N)，简单地说就是改变目标指向、解除正反馈机制，提高自控力Kz，降低诱惑力Y，当自控力Kz>诱惑力Y时，摄毒行动就能自我终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控制住了“心瘾”。
（四）“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实现环境
通过劳教戒毒场所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等诸多环境的横向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能够实现“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最好环境是劳教戒毒场所。
（1）有条件抑制“前台程序”运行。劳教戒毒场所通过对吸毒劳教人员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能够抑制“前台程序”运行。这是家庭戒毒、社区戒毒、医疗戒毒等自愿戒毒环境无法实现的。
2）有能力控制“后台程序”。劳教戒毒场所通过对场所软件硬件的建设，以及对吸毒劳教工作的探索，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运行并控制“后台程序”，这是家庭戒毒、社区戒毒、医疗戒毒环境无法实现的。
（3）有时间运行 “后台程序”。劳教戒毒场所的吸毒劳教人员劳教期是12到36月，有足够的时间运行并控制“后台程序”，这是强制戒毒（期限3个月）环境无法实现的。
（五）“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实现手段
“后台程序”戒毒模型假设的实现手段方法有许多种，《劳教戒毒矫治康复训练系统》是我们联想到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机理而设想的一种重要手段。《劳教戒毒矫治康复训练系统》集知识学习、强化训练、心理测试和场景测评于一体软件。以游戏的形式设置一到十关，让矫治对象在游戏中学习并强化戒毒康复知识。首先对矫治对象进行精神征状、人格、行为类型和阿片类药物依赖（毒瘾）性等方面的心理测试，判断其精神状态、人格、行为倾向性和毒瘾等方面因素，然后让其进入训练营，将心理健康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和戒毒矫治康复知识方面的训练和学习按难易程度分成十个部分，学习内容可设计成动画FLASH、视频VIDEO和游戏GAME等形式，打通关设计多种知识的考核和高危情境测评，采用积分制，让矫治对象在训练中得到正确的肯定，同时建立动机与行为相关的需求记忆的正确认知链式，长期的科学训练使正确认知程序进入潜意识，有效地控制“后台程序”心瘾的自动运行。设想积分为10万分者，出所复吸期为6 个月以上，积分为30万分者，出所复吸期为12 个月以上，积分为50万分者，出所复吸期为36 个月以上，照此推算积分为100万分者，出所复吸期可能为120个月以上。这样也可能使吸毒者产生“游戏瘾”、“网瘾”，即便是产生“游戏瘾”、“网瘾”，但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总比“毒瘾”好。（作者单位：江苏省女子劳教所 此文于2007年11月获首届江、浙、沪禁毒工作论坛三等奖）
注释：
1、高叙法《吸毒成瘾是脑疾病》，心理咨询网站，2005年5月。
2、葛大德，《江苏省劳教局戒毒矫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江苏省劳教局，2005；
参考文献:
1、赵敏，《康复和生活技能训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1998年；
2、汪向东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12月；
3、赵敏，郝伟，杨德森等，《海洛因依赖者复吸相关因素的前瞻性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卫生杂志，2001年第2期81-83；
国家税务局关于订货会所签合同印花税缴纳地点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局关于订货会所签合同印花税缴纳地点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局
近年来，一些地区陆续反映，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全国性订货会签订的合同，税务机关驻会征收印花税有诸多不便，困难较大。经多方面征求意见和研究，为有利于印花税的征收管理，对国内订货会上所签合同的纳税地点，作如下规定：
一、在全国性商品物资订货会（包括展销会、交易会等）上所签合同应当缴纳的印花税，由纳税人回其所在地后即时办理贴花完税手续。对此类合同的贴花完税情况，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并相应建立必要的纳税管理办法。
二、对地方主办、不涉及省际关系的订货会、展销会上所签合同的印花税纳税地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自行确定。
1991年8月31日
论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法律责任与监管举措
韦群林
摘 要：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明星广告代言提供了巨大的业务空间与巨额收益，但强大的利益驱动力也使不当或违法代言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些行为一直未得到有效追究。“三鹿事件”催生的《食品安全法》有关虚假食品广告中推荐者连带责任的规定引发了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的全面思考。通过对该行为“共同侵权”法律性质的定位，可知除了连带民事责任以外，追究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也有相应的法律根据与法理基础。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明星代言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社会公益。
关键词：明星代言；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监管举措
On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and Supervision Measures upon Improper Celebrities Endorsement Behaviors
WEI Qun-li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provided huge business space and large amount of income for 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but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 behaviors can also be found everywhere due to strong benefit driving. However, as a result of many reasons, these behaviors had not obtained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The stipulations of joint and several civil liabilities on the above-mentioned endorsement behaviors in The Food Safety Law of P. R. China expedited by “Sanlu Milk Scandal” initiated comprehensive pondering into celebrities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s. By investigating thei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legal nature,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besides contributory civil liabilities,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egal liabilities on improper or law-violating endorsement behaviors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basis in law as well as in legal study theories. Therefor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summate the related legal system and make the 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well-behaviored so as to maintain the market order and protect social public benefits.
Keywords:celebrities endorsement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supervision measures
一、明星不当代言行为：不应再被忽视的社会问题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告业的兴旺发达，科技进步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对广告业的发展又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广告创意与手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其中，明星与商业广告的结合无疑是颇为吸引眼球的亮点之一。自60年前美国喜剧演员鲍勃•霍普第一次将德士古公司的星型标志别在胸前、拉开美国明星广告的序幕 [1]（p41）以来，明星代言收入动辄数百、数千万美元，明星商业广告早便成了西方商业社会的一大风景。在我国，尽管市场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同样迅猛。李默然推销“三九胃泰”，葛优痴情于“双汇火腿”，唐国强、解晓东帮腔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巩俐卷入“盖中盖口服液”广告噱头，邓婕“信赖三鹿奶粉”……凡此种种，只要打开电视机，明星广告可谓铺天盖地，避之不及。代言行为涉足的人数之多、涉及产品之广、广告内容之玄、影响或后果之恶，实在令人不堪言说。
尽管明星代言商业广告常因内容虚假、产品低质甚至伪劣而招致观众反感，媒体也早有批评之声，[2]（p19）但理性的冷静实在难以挡住逐利的火热。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明星和企业一道，共同演绎着种种“有钱能使磨推鬼”的神话或鬼话。大到楼盘汽车,小到化妆品、药品甚至牙膏,艺人影星、“专家权威”统统赤膊上阵，“我见证”、“我用了以后如何”等，公然充当剥夺消费者知情权、屠杀消费者权利的帮凶 [3]（p94）而不必担心有什么法律责任：因为囿于机械执法及“无法可依”的认识误区——即便在2005年国务院做出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决定、国务院几部委联合发布《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时，整治的目光也只是紧紧盯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身上而已, 虚假广告的代言人似乎成了被整治遗忘的角落。
2008年，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最终全面爆发，在引发国人对食品安全问题强烈关注的同时，也再度引起社会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的思考。在此背景下，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其中第55条“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明文规定了食品广告中明星代言（尽管出于平等原则考虑，立法者使用的仅是“个人”一语，并未特别指明“明星”主体，但无论是从现实广告情况，还是从广告传播之目的在于达到对受众影响、说服效果这一广告学基本常识来看，有能量充当“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个人”，恐怕非明星群体莫属）的民事法律责任，将学界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这一论题的关注程度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明星代言的法律责任是否仅仅局限于食品销售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否存在或应当设置其他法律责任，如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这些法律责任的依据及法律基础又是什么？如何进一步规范这种代言行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二、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法理分析
2.1 明星代言的社会影响力及不当代言行为的社会危害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显然已经在传媒、体育领域形成较高的知名度,被星光放大了的明星人格魅力很容易造就公众对明星们产生极高的信任度与强烈的心理依赖感。明星们是公众特别是“粉丝”公众心中的“权威”，故其广告代言中的言辞极易有效吸引公众注意力，在受众群体当中形成巨大的沟通力、认同感、影响力及说服力,足以极大地左右广告受众的消费判断力与选择力。
明星的巨大影响力使受众在其广告代言面前早成弱势群体，不论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一旦广告内容虚假，受众势必深受其害。同时，由于现代广告媒体的巨大传播力与覆盖面，受害的人数也不仅仅是个别而已，而是面广量大，而且产生的连锁危害更加严重。这可由三鹿奶粉事件中多名婴儿死亡、数以万计（一说数十万计）的婴儿受害、企业破产及数十亿元的民事赔偿略见一斑。也就是说，只要广告所推销的产品或服务有害，则明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恰恰是实现与放大这种侵害的超强能量，故明星不当广告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
2.2 明星不当代言行为的性质
尽管法理上的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还只是“不当”，而不能随便冠以“违法”二字。
明星代言法律性质的解读也是界定其不当代言违法性质的钥匙。对于明星不当代言，可归纳为“共同侵权说”、“不实证词说”、“保证责任说”等几种。
先看共同侵权说。鉴于明星代言系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以及广告发布者的共同行为，而且违法广告构成了对不特定多数受众，特别是因接受广告所推销的产品或服务的受众的侵权责任，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发挥主要影响力并获得巨额收益的明星（没有明星，则许多产品根本不会为公众所注意与接收。故商界有“明星代言，一本万利的神话”之说[4](p115)），对于产品或服务并无其所代言之功效、亦非其所使用与青睐的事实明知无误，或若声称不知也系重大过失，故代言明星作为帮助侵权的“共同侵权人”的主体身份应无太大的疑问。另将《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对照《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进行综合起来研读，也不难体味《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应系“帮助侵权”式的“共同侵权”。此外，将明星代言理解为与广告主及广告发布者之广告行为的“共同行为”以及将那种不当的共同行为理解成“共同侵权行为”，也打通了不当代言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及刑事法律责任三者之间的联系渠道，且解释力上还可以覆盖另外两种说法（即“不实证词说”及“保证责任说”）。故笔者倾向于主张帮助侵权的“共同侵权说”。
再考察“不实证词说”及“保证责任说”。虽然明星代言广告并非为之作证可以涵盖，但在广告学书籍中，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其依据可能是受美国明星代言广告监管实务的影响。按照美国广告监管的实践，以权威人士、明星不实证词与喜好为特征的“不实证词广告”，向来是美国政府广告监管的重点之一。用名人或权威人土的证词作广告，或在广告中表现产品受到诸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明星的喜爱，必须有事实根据。如缺乏合理依据，即为违法广告。[5]（p242）
诚然，明星广告代言中的确隐含着明星们的作证，但将明星代言完全理解为作证似乎又过于牵强，至少在我国法律语境中情况如此。况且，仅仅因为在某项民事活动中作了不实证词，便要承担连带责任，似乎也科之过重。进一步而论，如果将故意、明知、共同实施虚假广告推销并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代言者们仅仅按照伪证行为科以相应的伪证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责任，处理结果上似乎又失之过轻。故笔者不太赞同这一说法。
至于部分学者因研究明星代言连带责任法理基础而主张的“明星的这一代言行为也与消费者形成默示的保证合同”，既“代言行为保证责任说”，[6](p241)，倒是可以轻松地从法理上解释《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连带责任”，且似有一定的合同法学的理论依据，但是，这样一来，保证责任与广告主（往往也就是《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生产经营者”）的侵权主债务反倒不是基于共同法律关系产生的了，且保证责任期限也与主债务诉讼时效不尽相同。若采信此说，势必将《食品安全法》第55条中的本来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连带责任硬生生分拆成责任来源不同、追究期限各异的两种责任，且同样难以基于“保证合同”关系（何况果真成立，则这种“合同”还只是法学或法律拟制，充其量相当于英美法律上根据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为当事人设置的虚拟合同“quasi-contract”[7](p81-82)而已，并非事实上通过代言明星明示契约行为而产生，故“合同说”本身就存牵强色彩）追究代言明星可能存在的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责任，因为这两种法律责任只能基于某种违法行为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而不得采用保证约定来自愿背负。故笔者同样也不太赞同这一说法。
三、明星不当代言的法律责任种类
鉴于前述，明星不当代言行为其实就是一种共同的侵权责任，并且所代言的虚假广告引发的社会危害结果可能非常严重，社会危害可能很大，那么，仅仅局限于食品领域科以的民事责任显然失之过轻；另鉴于明星代言收益特别巨大的实际情况，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在公共影响力与公共利益之间、代言明星权利与义务之间、代言收益与代言法律责任之间进行全面衡平，依据侵权并非仅仅侵犯私法权益、受害者之私权利与社会之公益可以辩证转化、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侵权便导致犯罪的法哲学思路，在所有的商品及服务广告领域为明星代言行为普遍设置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建立完整的明星代言法律责任体系，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公平、人权理念，且面对我国明星代言行为严重失范、社会公众深受其害的现状，也是殊为必要。
3.1 民事责任
除了食品安全法的具体规定以外，代言明星广泛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法理依据根据已经论述。因此，应该依据《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8条的有关规定，以“共同侵权”为理论基础，突破“食品广告”之行业局限，设立明星不当代言的一般民事连带法律责任制度。